人在囧途的民国春运(3)
辛亥革命网 2016-03-01 09:22 来源：今晚报 作者：李开周 查看：
不回家过年的民国人
更多的民国人则没有证明的机会。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教书的沈从文夫妇从不回老家过年。沈从文在给大哥写的信中说：“苦难处并不是别的，只是无那么一笔钱罢了，只怕路上用钱多，超过了我们的预算，回不来可不好！”
再往前追溯，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定居的郁达夫也从不回家过年，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旅途艰辛和路费太贵。曾有一年夏天，郁达夫一咬牙，从北京回了富阳老家，走到杭州就把路费用完了，不得不步行出城。
还有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北大教授吴虞，他在北京住了五年，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而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则远在成都老家。为什么他不回去跟家人团聚？因为回去一趟实在太难了，需要先坐火车到汉口，再从汉口坐轮船到宜昌，再从宜昌换小轮船到重庆，再从重庆雇船到嘉定，再从嘉定步行回成都。1922年夏天，吴虞鼓起勇气回了一趟老家，6月8日从北京出发，到7月3日才抵达成都，全程居然花了25天！这25天连船费带车费再加上饭钱和住旅馆的费用，总共用去两百块大洋！
两百块大洋是多少钱？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提到过，一个在上海卷烟厂上班的女工，全年不休息，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刨除伙食费，一个月只能挣到五块大洋，如果她想攒够从北京去成都的单程路费，得努力三年半。
2015年6月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民国小人物的日记，日记作者名叫颜滨，是在上海某五金店当职员的宁波青年。宁波离上海很近，每天都有小轮船往返于两地之间，但颜滨从来不回老家过年。第一，他的亲戚大多在上海谋生，过年时可以跟亲戚团聚；第二，他的父母已经亡故，老家只有继母和胞妹，他没有多少牵挂之情；第三，过年时船票会涨价，他不愿意花这份冤枉钱。身为小职员，他工资微薄，生活节俭，平日里为了省钱，能坐电车就不坐黄包车，有时连电车都不舍得坐，步行去亲戚家吃饭。
1923年2月23日，农历春节期间，《上海民国日报》刊发一篇《新年的烦恼》，作者是一位在上海谋生的绍兴青年，他说自己从来不回绍兴过年，只在年底往老家寄几块银元。原因无他，路费太贵，不如把钱省下来寄给父母。
1948年沪宁列车的头等车厢
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
针对农民工的春运救济
不过广大农民工并不愿意留在城里过年，因为很多人从事的是季节性工作，冬天如果太冷，工地会停工，工厂会停工，工钱自然也会停发，这时候如果还留在城市，只能坐吃山空，还不如揣着攒了一年的血汗钱返乡与妻儿团聚，待到来年开春再回城上工。
无论是否春运，民国时代的头等车和二等车都不会拥挤，因为太贵；只有三等车和四等车抢不到票，因为便宜。个别时候还会加挂敞篷车厢，没有车顶，非常便宜，专为民工和难民享用。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春运问题，民国铁路部门确确实实做了一些努力。
1933年夏天，北宁铁路局制定《中华国有铁路北宁、沈海、吉海各路联络运送移民之办法》，这里择要抄录如下：
每年自11月15日起至翌年1月15日止，由吉海线之烟筒山、吉林两站发售至北宁线之北平、天津、营口三站移民“还乡优待票”。在发售上述优待票期间，如有必要，北平、吉林间应即开行运送移民直通列车。移民减价优待票照普通三等票价减去七成，其眷属妇女六十岁以上之老人及四岁以上十二岁未满之小儿再照上项减半。
也就是说，在公历春节前后，从北方各地去“闯关东”的新移民若想返乡过年，可以按七折购买火车票，小孩和老人购票在七折优惠的基础上再打五折。
1934年冬天，沪杭铁路局专为从上海返乡的农民工加开了民工专车“小工车”，每天对发两次，票价照三等列车减半，并增加停靠站点，以便民工下车。
1936年春节，京沪铁路局针对上海“工厂林立、劳工众盛”的特殊情况，加开“劳工车”，并派工作人员去工厂里张贴和散发加开列车的时刻表。
与此同时，像同乡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也在帮助无钱买票的老乡，据1937年编印的《宁波旅杭同乡会会务概况》记载，在1936年冬天，宁波旅杭同乡会救济名单如下：
陈长元，慈溪人，流落杭州无力回乡，发给船票；孙兆祺，镇海人，来杭州找哥哥无着，发给船票；柴志鸿，慈溪人，患病，介绍医院为其诊治，后送还回乡；张仁才，鄞县人，在杭州失业，发给船票；阮王氏，鄞县人，寻子流落杭州，发给船票并给饭食；张事运，鄞县人，退伍流落，发给船票；华杏林，慈溪人，老太婆，双目不明，孤苦无依，发给船票，并请上海四明会所捐助之……
今天看起来，民国战火连绵，交通落后，但是通过铁路部门和民间组织的种种努力，我们仍能看到人性中从未泯灭的一抹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