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考大学自主招生 数学0分也能录取

　　清末新政的一大举措，即1905年废除了延绵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教育的功能彻底转向大众化、实用化，读书不再以从政为唯一目的。科举制废除后，全国各地纷纷创办新式高等学堂，但在招考形式和录取方式上，仍承旧法，由各校自主招考，教育部仅制定招生原则进行协调。此种办法，基本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才彻底改定为全国统一招考。

　　近代中国的首次“高考”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乃“戊戌变法”的仅存硕果。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行使双重职能，既是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1900年，京师大学堂先遭义和团冲击，后被八国联军德、俄侵略军占为兵营，被迫停办两年。期间，校舍、书籍、设备等设施，损毁严重。

　　1902年1月，战事平息，两宫回銮北京，即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因时制宜，先办速成科，速成科分为仕学馆、师范馆。当年10月，京师大学堂公开招生——这便是近代中国举行的第一次“高考”；12月，正式开学。诚然，当时还没有“高考”的说法，但这一所招生院校面对的却是全国各地的考生，所以也可称为“一所学校的高考”。

　　这次招生，由于消息闭塞，知晓此事的人不多。且因国人观念落后，报考的人就更少了，考试竞争不算激烈。为推行首次“高考”，慈禧太后还专门懿旨各省督抚，先组织学子在本地进行初试，再将通过选拔的优胜者统一送到北京参加第二轮考试。在尚未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情况下，本次考试借鉴西方经验，采用百分制评定考生成绩，60分为及格、100分为满分。

　　据时人观察，参加本次“高考”的学生，多为贫家子弟，且大部分是因出仕无望、生活无着，而报考京师大学堂的。当时，清政府为鼓励青年才俊报考新式学堂，一般给学生较高经济补贴，使其足以维持较优裕的生活水平。例如，鲁迅就是因为家道中落，而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的。从鲁迅后来的文章中还可隐约看出，进入新式学堂，在当时多少有些受人歧视。

　　清末，京师大学堂等有限的几所新式学堂举办的此类“高考”，影响有限。而且，这种由地方督抚负责初试，后送京复试的“高考”模式，也仅维持了短短几年。

　　短暂的统一招生考试

　　整个民国时期，各高等学校基本实行自主招生，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结构性教育失业问题逐渐显现，需要对高校招生进行宏观调控，以高校计划与统一招生为取向的新一轮招生考试改革短暂出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争形势，提高民众高等教育程度，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三所国立大学试行联合招生。次年6月，教育部设立统一招生委员会，颁布《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规定国立大学实行统考统招（沦陷区各院校除外）。截至1940年，实行统一招考的学校范围扩大到所有公立院校。私立大学和专科学校仍实行自主招生。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全国统一高考，按计划招生，分文理科。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简章、命题阅卷及录取标准，制定及颁布试题，复核成绩，决定及分配录取学生，同时还负责研究招生制度的改进及其他相关事宜。

　　因为不是每个县都设有考点，统考期间，各地考生犹如赶考。当时，仅设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等12个招生区。考试时间定于每年9月1日至4日举行，笔试分文法商师范、工科、医农3组，考试科目为公民、国文、英文、史地、数学等5门，另任选物理、化学、生物1门。命题要求以高中课程为限，以教育部所审通用教材为依据，避免试题空泛或偏重记忆，难题与简单题比例各占25％，难易适中者约占50％。

　　全国统考相对公平，考试效果与社会反响较好。当然，不少高校也灵活采取“保送免试”的办法，即高中会考成绩优秀者直接保送上大学。一般情况下，免试保送生的比例占当年大学招生总人数的15%左右，保送生的达标成绩为80分以上（满分100）。通常，各大学设有预科班或先修班，其半数左右可免试升入本校继续深造。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事日益严峻，交通更加困难，全国性的招生难以为继，统一招考办法仅推行三年便夭折。此后，高校招生方式主要为单独招考、联合招考、委托招生、成绩审查及保送免试等5种，由各高校酌情采用。但无论如何，实行统一招考是近代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重要尝试，它有效地控制了高校科、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高校招生的区域公平。

　　单科考“0分”也能上大学

　　1917年，北京大学组织了一场自主招生考试，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先生参与了国文科的阅卷工作。阅卷完毕，胡适先生兴奋地告诉北京大学某校委：“我看到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可该校委一查，这名考生的数学成绩竟然是0分，其他科目的成绩也一般。取舍纠结之际，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决定予以破格录取。11年后，这名考生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长——他就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罗家伦。无独有偶，一位名叫卢冀野的学生，于1922年报考东南大学。他和罗家伦一样，数学也考了个大零蛋，但因国文满分，最后被东南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沈从文与“合肥四姐妹”中的三姐张兆和在北京结婚，四妹张充和参加完婚礼后，报考了北京大学。其成绩除数学为0分外，其他各科均表现出色，总分甚至超过录取线。尽管当时北大规定，数学0分者不予录取，但时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爱才如命，不惜闹到校委会，终于招录了张充和。后来，张充和随夫定居美国，50余年间，在哈佛、耶鲁等多所国际知名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辛勤耕耘，被誉为 “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

　　相较于罗家伦、张允和，知名大学破格录取之风对钱伟长的影响更具特殊意义。1931年，钱伟长报考清华时，国文、历史均考了满分，而物理仅5分，化学、数学一共才考了20分，属于典型的文科偏才。然而，被清华中文系录取的次日，就爆发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实现救国救民理想，钱伟长不顾自身优长，毅然改变选择，决定弃文从理。他向学校有关负责人表示：“我要造飞机大炮！”时任清华物理系主任的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竟破例同意让他转系试读。在清华物理系学习的四年，钱伟长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成为全班物理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同时，钱伟长还选修了材料力学、工程热力学、近世数学、化学分析等学科。1942年，钱伟长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5月回国后，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在学术方面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创造了诸多享誉世界的成果，为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

　　那些“神”一样的高考试题

　　民国时期的高考试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投考知名大学，想当鲁迅、李大钊、胡适、闻一多、朱自清、徐悲鸿的学生到底有多难？看了那时的试题，也许就心中有数了。

　　1936年，国立中央大学的招考不分文理科，得把国文、英文、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科目统统考全。中央大学的外文考试，不仅要求考生掌握英文，还需要在法、德、日三种语言里任选一种掌握。整体而言，这一时期高考语言考查的“隐形陷阱”，不仅出现在英文考卷，历史、地理等科目，都流行用英文出题。例如，1936年中央大学的史、地试卷，就有英文考题。更神奇的是，早在1923年的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理科试题里，数学题题干都是用英文进行表述的。考生如果英文不过关，其他科目的考试就有门门都陷落的风险。

　　以中央大学国文高考题为例，其作文题目为两道，一是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释义”、二是“论今日文化之责任”。第一道作文题看似寻常，但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很难写出新意，更难获取高分。第二道作文题让人有些无措，如没有大量知识储备，扯一堆空话、套话、大话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不可小瞧当时的考题。1929年，钱钟书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其英文满分、国文特优，才华卓异，轰动清华。但是，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总分在清华大学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位列第57名。据《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大学本科学生录取标准》刊载，1929年清华大学录取新生的总平均成绩为40分左右。可见，当时清华招生考试试题难度较大，成绩处于40分以下的大有人在，钱钟书的15分，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1930年，臧克家以数学0分，作文最高分考取国立青岛大学。时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为国文试卷出了两道作文题，一题是 “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题是“杂感”，考生任选其一作答。臧克家两道题目都做了，其中《杂感》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正是这三句话打动了闻一多，获得了最高分——98分。闻一多极爱才，在其坚持下，青岛大学破格录取臧克家，成就了一代杰出诗人。

　　1932年，18岁的周祖谟报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均被录取。北大的国文试题大概是胡适出的，中西杂糅，周祖谟应付自如。清华的试题比较新颖，其中一题为对对子，题目是上联“孙行者”，要求对下联。周祖谟当时想对的一是王引之，二是胡适之，最后以“胡适之”为对。因为，适者，往也，“适”跟“行”更贴近一些。而且“适之”跟“行者”，在声音平仄上也正相对。这个题目是陈寅恪先生所出，陈寅恪看了他的答卷也颇为赞许，虽然试题的标准答案是“祖冲之”。在大师们的培养下，周祖谟也成长为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