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北大：蔡元培的1917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月9日，蔡元培发表了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的演说。演说中，蔡元培对北大未来之发展与师生之德行提出三点期望，即“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蔡氏所谓抱定之宗旨，即希望北大学子为“求学而来”，而非功名利禄之利。当然，在对学生提出要求的同时，蔡元培更大的期许是将北大塑造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大学者也”。由此，入主北大后的蔡元培开始了其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

　　时代抉择：与北京大学的相遇

　　蔡元培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892年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可以说，此时的蔡元培少年得志且仕途坦荡。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随后维新派戊戌变法的推行，使得蔡元培在国家危难和民族存亡的时代洪流中，放弃了功名利禄之利，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教育救国的道路。1898年，蔡元培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随后，蔡元培辗转浙江各地，开始推行新式教育的设想。190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1904年，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成立光复会，后又成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1911年，蔡元培远赴德国留学，从而有机会全方位地接触与了解西方的新式教育。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回国，并于1912年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半年之后，蔡元培向袁世凯政府辞职。随后，蔡元培选择赴欧留学。袁世凯去世之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志士纷纷回国。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中国，并于12月26日被北洋政府任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其实，对于此次任命，众友人并不支持，并劝解道：“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只是，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执念太过深重，他怀揣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接受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那么，蔡元培将要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时，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向北洋政府递交将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并推荐严复任校长的呈文，获得批准。由是，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只是，由于时局动荡和军阀派系混战，北大校长数次更易。加之，作为一所官僚性质的大学，北大仍旧保留着旧衙门的作风和各种陋习，科举时代的习气仍旧异常浓厚，学生对于学问研究并无过多兴趣。作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的发展与改革，关系着国家教育体系的调整与完善。可以说，北京大学的走向是当时国家教育的标杆，所以北京大学的改革与整顿势在必行。此时，蔡元培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其将全部的精力放注于教育事业；留学欧洲数年，对西方教育体系的了解相对成熟；曾经就任教育总长，对国家教育体系有着极为清晰的认知。所以，怀揣着一腔救国热情的蔡元培毅然接受了这份沉重的邀请。

　　进行改革：开创新北大的努力

　　入主北大之后，蔡元培开始从各个方面着手对北大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学校行政管理体系、机构设置、人员引进与管理和治学理念等。沟通文理、废科设系，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在行政管理体系方面，蔡元培实现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改革目标。由于北大继承了京师大学堂的官僚化体系，学校的一切事务由总监督负责，如同一座等级森严的衙门。针对如此之势，蔡元培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总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决议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会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讨论各种事务。提出改革设想之后，蔡元培便以此着手开始进行北大管理体制的改革。评议会、教授会、行政会议，蔡元培在一步步地实践着其改革的设想与计划。自此，蔡元培在北大建立了一套健全的教授治校的领导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学校行政工作的办事效率。更为重要的一点，蔡元培在工作中极力发挥民主作风，听取各方意见，并且将权力分散于各个部门，使得各部门能够各尽其职。

　　蔡元培在北大的行政体制改革，完全改变了先前总监督一览独大的局面。在教授治校的原则之下，北大在民主的氛围之中，更为稳健地实践着其新式教育发展的计划，而这也为学校进一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行政基础。

　　关于北大机构设置的改革，蔡元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文理为主、废科设系、建立研究所。原来，北大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但是由于学校经费、教学设备以及教学人员等的限制，学校难以做到五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所以，蔡元培最终决定以文理两科的发展为主要目标。随后，蔡元培将商科与工科归并，并做出将法科划分出北大的决定。最终，因为法科方面的反对，北大最终保留了法科，但法科的原有优势丧失，而文理两科则成为实力最强、也是学校倾注精力最多的科目。

　　蔡元培认为北大由于文理分科而造成了“门户之见”，其指出：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所以，蔡元培主张初把北大办成文理科为主的大学外，还提出必须融通文理两科的界限。最终，北大废除文理法科之名称，改门为系，共设有14个系。此外，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扩展学生的知识层面，蔡元培取消了年级制，改为选课制。实行选课制，学生除修读本系的必修课之外，可以自由选择本系或者他系的课程作为选修学分，而不再拘泥于本系课程的学习。学生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而不再局限于规定的学年长度。

　　此外，从“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观点出发”，蔡元培提出在北大设立研究所的计划，并最终在文理法三科中设立共10个研究所，分别为哲学、国文、英文、数学、物力、化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地质研究所。应该说，正是研究所的成立，促使北大由教学式大学向研究性大学转变，为北大培养了诸多优秀的专业性人才。

　　兼容并包：网罗各方人才

　　蔡元培明白，行政体系与机构设置改革只是第一步，北大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仍旧是人，即教员和学生，他们才是决定北大发展与未来走向的关键性因素。为了最大可能地招收到优质生源，蔡元培立志改变北大贵族学校的属性，而以择优入取的方式吸收生源，从而使得学生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而改变了学校风气，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正如北大教授杨晦增回忆说：如果不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他不可能进入北大。正是由于蔡元培坚持平民同样享有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观念，坚持择优入取的原则，才使得诸多有志之士进入北大，开始治学之路，从而改写了一生的命运。

　　除以择优入取的原则招收优质生源之外，蔡元培更是秉承着兼容并包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聘用优秀教员。蔡元培认为所谓大学者，就应该网罗众家。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应该允许各种派别和不同的声音，而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正是得益于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社会风气。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诸多学术意见各异，甚至针锋相对的派别共同存在于北大，他们各自宣扬着自身的主张和意见。比如，史学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崔适，有古文学派的刘师培；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也有白话派的胡适和陈独秀等。纵观北大存在之各学派，可谓容古今新旧于一校，使得北大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学术阵地。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各种新式思想进入北大校园，而北大学子也成为新思潮的积极拥护者。于是，学校中坚持旧思想的学者便成为学生反对和攻击的对象。但是，蔡元培却认为学者的学术修养与政治主张应该区别对待，所以其曾就学生反对北大教授辜鸿铭和刘师培等旧派教员一事开导学生：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除允许各种学术派别的共存，蔡元培对于学校教员的聘任更是不拘一格，极尽所能地网罗各方人才。例如，梁漱溟当时仅仅是一位仅有中学文凭的二十四岁青年，因为酷爱哲学，失学之后便开始自学，并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中发表文章抒发自身的见解，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最终，蔡元培成功说服梁漱溟加入北大教员的队伍之中。

　　就这样，在蔡元培的努力之下，北大由一所陈腐不堪的贵族学校，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对于北大的革新，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了整个文化思想界。没有人可以否认蔡元培对于北大的付出和贡献，所以我们以“北大之父”来尊称这位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这是蔡元培一生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北大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