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为基:张謇教育思想初探

辛亥革命网 2017-05-04 10:04 来源:团结报 作者:从晓 查看:

张謇没有直接从事课堂教学,但在创办的一百多所学校中,他以校董身份充当了教学策略制定者的角色,将他的教育思想渗透于其中。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传奇式人物。十六岁中秀才。光绪二十年(1894)春,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目睹清政府腐败、国事日非,他毅然抛弃仕途,提出“父教育、母实业”,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张謇回到家乡南通的30年间,他创办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69家工商企业,创办了370多所学校,其中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大、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高等院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张謇没有直接从事课堂教学,但在创办的一百多所学校中,他以校董身份充当了教学策略制定者的角色,将他的教育思想渗透于其中。张謇认为“吾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在本人或派人考察东西方各国的情况后,进一步提出“图国家强力之基,肇国民普及教育乎?”

  张謇认为国文属于国学,在学问体系中应占有主要的位置:“主则国学是已。无学何以为国?此则小国犹然,而况于五千余年泱泱之古国乎?”在外国自然知识大量涌入、人人争相学习西方知识而忽视传统文化的时候,张謇非常具有忧患意识,“慨自科举停废,士竞科学,以文字为无用,致废书而不观。甚至焉乌混写,略不知惭;汉唐错列,被讥勿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挚爱之情。但他又反对读经,强调知行并进、学求致用:“今日所望诸生之国文,全为应用计设,不能辞理明达,何能为师范毕业之应用,亦何能为他事之应用?”他认为科举制度重大弊端之一就是教育与实践相脱离。

  1903年,张謇在《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一文中对此进行了严厉抨击。他说:“科举时代试士之法,始犹听人各占一经,或数经,行之既久,士不能有必得之术,乃骛多以自炫其多以张所得之才。于是父兄之教子弟,自其成童至于弱冠,必责以尽读全经。而经乃徒供弋取科举之资,全无当于人生之用……世界文字,陶淬而各有所长。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骛此,谁与谋生?”他强调“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行。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学务哉?”张謇在各类学校创办国文专修科,“专为养成社会办事书记人才”,并建立小学作为师范实习之基地。1903年的日本之行,使张謇对校外教育机构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1905年,他兴办了全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古通今,搜讨而言论之耳”。

  张謇认为语文学习主要是通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来得到提高,“一技之末,学必有师,无古今中外之通义也。”在通州师范学校的开校演讲中,张謇慷慨陈词:“中国今日国事衰弱极矣……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诸君以为可耻否乎?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则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从张謇创办的学校看,首先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张謇所延请的语文教师有著名学者王国维、朱东润、吕思勉、孟森、屠寄、徐益修、缪文功等,当然孟森是编志而兼讲座的。并借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召开年会之机,邀章太炎、梁启超、陶行知、陈鹤琴等权威到各校讲学,可见张謇对师范教育、基础教育的语文教育十分重视。他在致南通师范首届毕业生、著名的语文教师黄广介、顾怡生的信函中谆谆告诫道:“国文之不可不注意,国文课之不可不研究教法,而教国文较为难,盖教育界中人人知之……人尽趋不难,则谁当难者……因材易教,毋拂毋悖,毋萌倦志,千万千万!”

  在教育教学方面,张謇主张严格教育。他在《师范学校年假演说》中指出:“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干涉便有约束之事,有服从之事。” 1912年,他在《论严格教育旨趣书》中又说:“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军人无放任,学校无放任,此今日世界各共和国之通例。军队放任,则将不能以令;学校放任,则师不能以教。将不能令则军败,师不能教则学校败。其为国患,莫此为尤。《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知敬学。今欧美学校教授管理之外,尤重训练,尤重服从……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张謇尤其注重纪律、服从,在各学校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学生的约束,使得南通各校的毕业生基础扎实,深受社会各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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