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研究检视——基督宗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2)

辛亥革命网 2017-06-27 09:26 来源:《西部学刊》2017年第4期 作者:赵晓阳 查看:

教育作为基督宗教三种主要传教方式之一,其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开启和完善。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教会教育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改变,更侧重强调教会教育对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教会学校实际成为中国近代化学校教育的模版,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11]

  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在台湾进行的传教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原因与教育的发展关系甚多。基督教会在台湾创办了近代教育,设立各类学校,推广白话字、创办报纸等。教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教育观念和方式,客观上对晚清台湾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12]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义和团运动是基督教在中国命运的一个分水岭。义和团运动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居边缘化地位。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的教育变革改善了教会学校的外部环境,教会学校则借助各种条件拓展自己的空间,充实教学内容,并加快了各校联合的步伐,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文章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与教会学校的发展虽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有间接的联系。吴梓明最后指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普教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看,庚子事变后,基督教教育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传教士教育家逐渐开始在中国的新式教育中发挥到前所未有的作用。从内部看,基督教教育获得了新的动力,美国学生志愿运动进一步关注中国,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同时教会学校也加快了联合协助的步伐,使教育的资源得到了更多的优化组合。[13]

  二、教会教育的社会参与问题

  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大陆从事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教育史的研究人员,仍然需要努力的问题。刘卫、徐国利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某种借鉴。他们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胡适主要针对西方在华教会教育的宗教性和非教育性方面进行了批判,主张教会教育要进行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利益的变革;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而对教会教育作了全面肯定。胡适从科学理性精神和全盘西化观立场出发对教会教育所作的评价,既有合理、符合历史事实的方面,也存在非历史主义和抹杀教会教育殖民侵略性的方面。[14]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近代中国唯一一场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对中国社会、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家峰和刘天路合作的专著,运用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系统实证地研究描述了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教会大学内迁历程、战时教会教育发展、战时社会服务及宗教教育与宣教活动。认为教会大学为艰难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完成了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过程。[15]

  周东华对抗战对浙江基督教教育历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浙江基督教各级教育机构在战火中坚持抗日救亡,或严于律已抵制敌伪诱惑和后方安逸生活,或在流亡中辛苦坚持办学,修正了晚清以来基督教教育扮演着“帝国主义走狗”的形象。[16]

  大多数中国人民主动或被动参与到抗战活动中,基督教组织也不例外。抗日战争期间,像当时绝大多数国立高校一样,为了避免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全国近十所教会大学相继由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迁移到西南大后方。抗战期间教会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西迁,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落后的西南地区得以传播和生存,对缩小沿海大中城市和内地的文化差距,缩小东部发达地区和西南落后地区文明发达程度的差距,促进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均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17]

  教会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南京国民政府采用公私立学校双轨并行的教育体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私立学校政策。这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次飞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教会学校是旧中国私立学校的大端。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国民党政府陆续颁布了一批法令,最终形成了以“私立”、“中国人控制”、“教育与宗教分离”为基本方针。[18]刘家峰认为,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教会大学之间的管理和关系,比以前更加紧密,教会大学对国家表现出来的忠诚、服务,以及在美国帮助政府进行抗战宣传,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因此政府对教会大学的包括宗教教育在内的各项管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放松,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

  本着宗教的精神,教会学校特别注重学校和学生的社会服务。其创办原系受西方基督教社会福音理论影响,以通过在社区中提供多种服务,宣传基督教精神。

  学者探讨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进行社会服务的原因,分析其社会服务的形式、特点及成效,以期能为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境遇,教会大学不断调整自身,通过将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有机结合起来,拓展了高等教育的职能,赢得了社会的认可。文章从基督教精神的世俗诠释、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中国社会舆论的诘难、中国本土大学的冲击、西方差会经费资助的减少和美国大学模式的移植五个方面分析了教会大学开展社会服务的原因。指出教会大学从宣扬宗教的初衷出发,强调服务与牺牲的宗旨,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问题的研究,通过各种多样的实践方法,将科研成果推广为社会服务。如开办各类学校和训练班;设立卫生宣传队和诊疗室;民众阅览室和巡回书库,组织演讲和展览会,发放宣传册;建立试验基地或合作社等。文章归纳出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特点是浓厚的宗教色彩;关注农村;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发挥学科优势,进行校际合作;关心妇女与儿童。总结出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几点成效。文章最后指出,由于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社会服务只可能在狭窄的领域和范围中扮演角色,难以对社会的整体改革产生作用。[20]

  学者们还探讨了教会大学乡村服务的特色与社会影响。由沪江大学创办的沪东公社是沪江大学创办的一个教学实验基地,也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创办的社会学系实践基地,也是存在最长时间社会学系实践基地,从1917年创办至50年代院系调整结束。在30多年实际开办过程中,其一系列为社会民众服务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沪东公社的宗教色彩,凸现了其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功能,由此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认为沪东公社事业的成功缘于中国社会特殊的环境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具体环境下所发生的变异。[21]

  教会学校和学生与中共的关系如何?以北美地区最大的、持续40余年的中国留学生团体为对象,探讨了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特殊关系,以及中共与其组织、成员间的联系。中国基督宗教组织、人物,特别是男女青年会、教会学校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进程的关联,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22]

  近年来有少数学者针对相关机构、人物展开研究,但多是从革命史、政治史、妇女史的角度展开的,从基督教史角度展开的研究,仅见零星研究,且多不系统。

  公民教育严格说不属于文化、学历教育范畴,但与教育、基督教组织有重要关联,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是公民教育的积极参与者。多篇文章分别探讨了了公民教育的发展与作用,指出在民族危机四伏时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救治危机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运动之先河,希望通过公民形成的期许,教育民众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但其公民教育理念不免留有简单化缺陷,且严重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民的文化传统,但在“公民教育运动周”等相关运作模式践行下,取得显著教化效果,启蒙意义不可低估。[23]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

  整体性沉沦是近代中国的历程的主基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领域扩张,也涉及了教育文化领域。据统计,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造成中国教育主权的部分沦丧。外国基督宗教机构在华开办的各类教育机构有1.5万余所,学生80万。1924—1927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以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会学校管理权为主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20世纪20年代所开展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是“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恒源认为“收回教育权运动”是由民族主义启发下,由新型知识的人士发动、青年学生积极参与为主要力量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它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在教会学校里的宗教奴化教育,同时也坚持反对盲目排外,鲜明地体现了“五四”精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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