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科举制废除始末

辛亥革命网 2018-06-07 14:14 来源:团结报 作者:江峰 查看:

科举制,本来是一个顺应历史发展的重大政治制度,然而由于其不能适应晚清社会的重大变局,最终以“革千年沉疴之积弊”和清帝“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上谕的形式,于1905年9月2日被彻底废除而成为历史的绝响。

  科举制,本来是一个顺应历史发展,促进古代寒士公平努力进阶的人才铨选、官员选拔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六朝1300余年的发展,成为维系社会有效运转、促进人才良性流动、政治治理达致清明的重大政治制度,曾一度被西方誉为中国奉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然而由于其不能适应晚清社会的重大变局,最终以“革千年沉疴之积弊”和清帝“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上谕的形式,于1905年9月2日被彻底废除而成为历史的绝响。

  关于科举评价

  宋元以后,科举制度传到越南、日本、韩国、朝鲜,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将中国科举取士制度介绍到欧洲。18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后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仿效的文官制度。孙中山先生曾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肯定,在《五权宪法》中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科举废除之争

  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或多或少都会遭到人们的非议,科举制也不例外。自唐至晚清,共经历了四次大争论。第一次是唐朝安史之乱后,礼部侍郎杨绾、尚书左丞贾至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提出,当时的考试制度不仅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而且还为安史之乱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因此主张取消进士科和明经科,令地方察举孝廉,尚书只考试经义和对策。第二次是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王安石与苏轼之间关于科举考试的争论,王安石主张要修学校,变科举,减少虚华(如诗赋)、增加实用(如法律);苏轼则反对改革科举考试中的诗赋项目。第三次是朱元璋于明洪武三年(1370)开始恢复科举考试,后发现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后生没有实践能力,暂时放弃了科举,恢复了察举制度。第四次是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认为科举考试不合理,从八股文到考试内容都需要全面改革。可见,近代以前的历次科举改革争论,基本上发生在开国不久,但都是“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的结果。

  作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典型代表,科举制度上承世官制度、察举制度,下启新式学堂。自诞生之日起,各朝都不断地陷入了变革科举的争论之中;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西方船坚炮利所带来的冲击和心理压迫日渐强烈,科举尤其是八股之害,导致了中国这一悠久的人才选拔、官员铨选制度逐渐走向了异化:科举的内容,无法为晚清社会提供能够制造轮船枪炮的技术型人才,八股的形式,无法将清末传统的士人(童生、秀才、举人和进士)培养成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的新式人才。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焚书坑儒)。”

  清末废除科举制

  清末废除科举制,并不是因光绪皇帝颁布一纸上谕诏令,就迅速完成废除一事。相反,废除科举制大体经历了增设学科、议改科举、废除八股、废除科举这样四个阶段。

  首先是增设学科阶段,时间上从1874年到1897年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以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为标志,海防折中首先论述了其时其势:“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求练达兵略精通洋法者恒不数觏,由于不学之过,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其后,李鸿章认为,“以中国之大,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骤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

  紧接着, 1875年2月礼部《奏请考试算学折》,此折中开篇即论述了船政大臣沈葆桢奏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本。”“臣等再四筹商,合无仰恳圣恩,特开算学一科,诱掖而奖进之,使家有其书,人自为学。”在1875年5月30日恭亲王奕訢等上奏的《择要条议海防诸议折》中,对科举考试增设算学科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李鸿章、沈葆桢等欲仿汉时诏求出使绝域人才,及宋司马光议设十科之意,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如王家璧等所称以洋学变科目。且以遣使一节必须预储人材,非设学局以陶熔之,开设专科以拔取之,不足以得出使绝域之才。”

  其次是议改科举阶段,时间从1897年到1898年。议改科举,主要分为奏设经济特科和议改科举章程两个方面。其一,奏设经济特科,主要是以贵州学政严修1897年12月16日《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为标志,奏折开头即陈明:“时政维新,需才日亟,请破常格,迅设专科,以表会归而收实用。”其二,议改科举章程。主要体现在《礼部:议奏科场改试疏》。

  再次是废除八股取士阶段,时间大约从1895年到1901年。提出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观点,突出表现在维新派代表人物严复的《救亡决论》中,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锢智慧。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机虑通达,审辨是非。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其二害曰坏心术。孔子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故言止于所不知,固学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八股之士,乃真无所不知,夫无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其三害曰滋游手。今论者将八股取士,固未尝诚负于国家,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最后是废除科举阶段。时间是1903年至1905年,大约三年的时间。这一阶段,以袁世凯、张之洞于1903年3月13日《奏请递减科举折》为发端,奏折称:“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于1904年1月13日《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为衔接,不仅要递减科举,而且要注重学堂。奏折认为科举阻碍学堂。具体表现在“兴办学堂,已及两年有余,而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累之也。公款有限,全赖民间筹捐。然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由于科举选才办法已经纳入学堂奖励之中,这里并不是要废除科举,而是将科举学堂合二为一。“将科举旧章量为变通,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一面照现定各学堂章程,从师范学堂入手,责成各省实力举行。”

  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于1905年9月2日《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为标志,奏折分析了废除科举的现实原因和国际原因。为此,建议采取了五项措施:第一,尊经学。第二,崇品行。第三,造就师范。第四,暂时不用录取没有毕业的学生。第五,为参加旧学应试的寒儒统筹出路。由于科举不停,民间普遍处于观望中,因此推广学校必先停止科举。最终,光绪帝在上谕中明确规定立即废除科举,即“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废除科举制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直言说:1905年废科举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亲身经历的严复也曾认为“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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