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语文教育述略

　　提到语文，人们往往会认为，不外乎中小学校教授的说话、写话，朗读、阅读，作文、写字之类的课程内容；其实这种认识是有点偏狭的，既没有上升到语言、文字、文学与文化的语文教育高度，又没有把握住“民族语言得以生发的载体，民族精神得以孕育的课程”的语文课程本质。语文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演进史。

　　语文教育历史变迁

　　语文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演进史。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末废科举到“五四”运动期间的“国文”主宰时期。“国文”主宰时期，可以上溯到1901年的清末“新政”，新政下令将省城书院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学堂中有一门功课叫“国文”，只有语文一科，教的是文言文，即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当时称为“国文”课。1907年以“国文科”取代“读经科”，当时的“国文”仍以文言文为“文范”，以《尚书》《国语》《战国策》为主要教材。1913年3月，鲁迅、朱希祖、许寿裳、马幼渔等以“读音统一会”会员的名义提议采用注音字母，经表决获得通过；1918年底，教育部通令在全国范围颁布实行注音方案，这在帮助人们识字正音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阶段，“五四”运动到1949年6月的文白交替时期。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由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白话文兴起，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国文”改称“国语”，侧重白话文，提倡教学接近群众实际语言，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中学仍称“国文”，侧重文言，但加入一定的白话文。其标志是，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颁布的第七号令，将国民学校的“国文”改为“国语”。初小教材不加文言，高小教材酌加文言，但仍以白话为主体。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尊鼐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

　　第三阶段，1949年6月到现在的语文一统时期。1949年6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研究全国范围使用教材，确定中小学都应以学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点文言文，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要求在口头上和书面上，使学生能掌握接近生活实际的语言能力；并采纳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和“国语”两个名称，一律称为“语文”。“语文”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口头的包括听和说，书面的包括读和写。使用“语文”这个名称，表明了要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纠正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分家，教学里只管读文章、写文章，不管口语训练的弊病。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的一门主课。

　　语文教育的多元变革

　　（一）国文诞生

　　随着废科举、兴新学的发展，国文科目也与这一历史进程共同演进。这主要表现在国文课与修身、算术一起成为新式学堂的主要科目。如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1906年3月25日），学部上奏的《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明确规定了：凡中小学堂所用之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以训谕生徒，修身、国文、算术等科……。再根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师范科目：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国文科目一度在两个奏折中变为了中国文学科目。在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学部同日上奏的《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中，规定：文科以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为主课，而以修身、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为通习。

　　（二）教学改革

　　随着新学的兴起，教学改革首先始于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据时人蒋维乔写的《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中说到，民元前十五年丁酉（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

　　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当时，参加的编辑者有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拟定了几点形式方面的原则：首先，发明之原则，即为第一册教科书中，采用之字，限定笔画。其次，选定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再次，第一册共计六十课，前课之生字，必于以后各课中，再见两次以上，俾使复习。最后，为全书各册文字规定之字数。

　　至于材料方面，则选用事项涉于多方面，不偏于一隅。杂采各种材料，以有兴味之文字记述之。各册六十课中，约计理科、历史各占十五课；地理九课；修身、实业各七课；家事、卫生、政治、杂事共七课。各课皆附精美之图画，便于儿童记忆。1904年12月，编辑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三）课程标准

　　五四运动之后，国语逐渐取代了国文，成为中小学堂的五大必修科目。这时，研制小学国语课程标准，规范国语教学就成为其时的紧迫工作。课程标准是规范国语课程的最高标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颁布了四部小学国语课程标准，为了方便陈述，这里仅以小学国语课程标准为例。

　　首先是1923年由吴研因起草、全国教育委员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覆订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该纲要分为目的、程序、方法、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四个部分。纲要目的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沿着这一目的，制定了第一学年至第六学年的教学程序，并且六个学年是层层递进的。如第一学年中：演进语练习，简单会话，童话讲演。记载要项和字句反复的童话故事，并儿歌，谜语等的诵习。重要文字的认识。简单语言的记录发表。写字的设计练习。第二学年变成“注重会话和童话讲演”。第三学年则为“童话，史话，小说等的演讲”。进而，到第四学年，同第二学年。加普通的演说。到第五学年，则同第四学年，加辩论会的设计，练习。到第六学年，同第五学年，注重演说的练习。由此可以看出，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基本上沿着学生的心理规律、认知水平，为每一个小学生设计了一条“会话—讲演—演讲—辩论会—演说”的国语练习进阶能力阶梯。至于方法，规定了语言，读文，文字，作文等多种方法，其中，语言就明确规定了：初年多用演进法，以后多用会话，讲演，表演。而毕业的最低限度的标准方面，分为初级和高级两部分。初级中的语言，明确达到“能听国语的故事演讲，能用国语作简单的谈话”，而高级则规定，“能听国语的通俗演讲，能用国语演讲”。

　　其次，1929年中华民国大学院（教育部）对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进行了修订，然后由大学院以《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为名进行颁布。本次课标分为目标、作业类别、各学年作业要项、教学方法要点、最低限度五个部分。相较1923年的课程纲要，本次课标将“目的”变为“目标”，将“程序”改为“作业类别”和“各学年作业要项”，将“方法”改为“教学方法要点”，将“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变为“最低限度”。本次课程标准还做了如下调整：主旨上，情趣和思想兼顾。这首先突出了神话的寓意、物语的情趣；其次，提倡三民主义、突出民族主义。如“不背本党主义，或足以奋兴民族精神，启发民权思想，养成民生观念”。文体上，文章与文学兼顾。改变了课程中专重文学的材料，新课程中将文学文、说明文、应用文三类，兼采并用。语体上，全用白话兼译文言。新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了，“学习平易的语体文”，对1923年课程纲要中的语言、读文、作文、写字的名称进行了调整。这份课程标准只是“暂行”，试行了3年后便被正式的课程标准《小学课程标准国语》（1932年）所取代。

　　再次，1932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国语》，是一份正式的国语课程标准。内容主要分为目标、作业类别、各学年作业要项、教学要点四个部分。其调整主要体现在：主旨上，不避教化。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课程目标中删除了“涵养性情”，增加了“培养阅读能力和兴趣”。加强了“三民主义”教育，尤其是强化了其中的民族主义教育。内容上，强调实用。在升学需要的基础上，兼及人生的常识、职业的陶冶以及现在社会的需要。文体上，倾向文章。新课程标准更注重培养儿童实用文章的读写能力。

　　最后，1936年颁布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内容同1932年的一样，主要分为目标、作业类别、各学年作业要项、教学要点四个部分。这份课程标准是根据“非常时期”的形势而制定的。其调整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有必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如蒋介石号召的“读经”和加强国防教育；另一方面有必要加强实用知识和实用文体教育。

　　语文概念自20世纪初产生以来，经历了国语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学科整合几个时期，并最终被法定确认于1949年。其内涵从“语体文+文言文”“大众语+大众文”“国语+国文”到“口语+书面语”等不断演进。“国文”和“国语”只有一字之差，虽然都是进行母语教育，但“国文”的概念突出了书面阅读的重要性，而“国语”则突出了白话文（语体文）的重要性，强调言文一致。这样，“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正式合流。

　　“语文”的诞生，是20世纪前期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的结果，用“语体文书写”取代了个别阶层的“文言书写”，打破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使普通大众通过接触各类信息获得应有的话语权，而且以语言的方式实现了国家民族的统一，使得“白话文”式的语体文成为全国通用概念和统一语言。

　　（作者单位：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