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德学院：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联合办学的典范

　　20世纪40年代，香港有一所高等学校，存续仅两年半，却名扬海外。她是解放战争时期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高等教育领域合作办学的成功典范，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一颗璀璨明珠。她的创办人、行政管理人员、教师中的不少人受邀北上参加了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或身居要职，或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培养的近千名优秀学子在各个领域建功立业，为解放事业及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创办于1946年10月，1949年2月因被港英当局取消注册而关闭的香港达德学院。

　　应时而生 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创办

　　达德学院的创办是应时代之需，由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团结一致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进步的文科类高等院校。

　　解放战争时期的香港地区，是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活跃的舞台。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许多进步学者、学生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纷纷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到达香港；华南抗日纵队北撤时留下来的干部和青年战士疏散到此；来自世界各国的爱国华侨青年也云集香港求职求学。据达德学院董事丘克辉回忆，1946年夏，在离开广州前，中国民主同盟及中国农工民主党南方组织的负责人张文、杨逸棠、丘克辉、张琛曾谈论到香港后的工作问题，议及当时已有一批著名进步教授及进步青年抵达香港，既有师资，又有生源，已具备筹办大学的条件，当即决定委托张琛（中共党员）于8月初向中共广东区委提出建议。而1945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董必武也向当地华侨、原广东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提出建议，劝其回港创办大学。1946年7月，陈其瑗回到香港后，也找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尹林平提出办学之事。中共广东区委遂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筹办大学的事情。经联系沟通，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朱蕴山、丘哲等爱国民主人士都表示支持和赞助在香港筹办一所高等院校。于是，各项筹办工作迅速付诸实践。按照丘哲的建议，学院取名达德，源自“达德之道在明明德。”“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达德学院筹备小组由陈其瑗出任组长，张文、李伯球、丘克辉、曾伟、杨伯恺、黄焕秋、龙世雄等为组员，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首先是1946年9月成立了24人组成的董事会，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等后来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6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5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4人，其他爱国民主人士9人，李济深被公推为董事长。由于当时中共在香港的活动还处于秘密状态，所以作为学院最高权力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中，没有中共党员。但中共通过“双周座谈会”和其有关会议参与了达德学院办学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制定。其次是着手筹集经费。董事会成员及各界人士纷纷解囊捐助。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陈汝棠、冯玉祥、朱蕴山等相继捐款，海外华侨和一些企业也伸出援助之手。蔡廷锴将自己在香港青山湾的私产泷江别墅（又称“芳园”）捐献出来，供学院无偿使用，其中有教室、图书馆和部分宿舍，解决了学校用地的燃眉之急。而李济深为了解决达德学院的办学款项，卖掉了其在桂林的私人房产。

　　董事会聘请陈其瑗为达德学院院长（1949年2月由杨东莼任代院长），同时向港英政府申请批准立案。经港英政府同意注册立案后，达德学院于1946年10月10日正式开学。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达德学院的筹办从各方达成意向到学生入读，费时不到3个月。

　　群贤毕集 知名民主人士传道解惑

　　达德学院按高等院校本科的要求，设置了法律政治、商业经济、文学哲学三个系，1947年秋增设新闻专修班、预备班（后改称先修班）。由于当时聘请教授比较容易，许多著名学者云集香港，人才鼎盛，达德学院因此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各党派政治活动家和文化精英、学术泰斗。时隔数十年之后，香港媒体仍以“师资特佳，网罗一时俊彦”赞誉达德当年群贤毕集的情况。

　　学院成立后，董事会聘请了黄药眠、沈志远、杨伯恺、千家驹、狄超白、章乃器、萨空了、丘克辉、刘思慕、曾昭抡等30多人担任教师。随着民主党派成员、进步人士陆续到港，又增聘邓初民、翦伯赞、杜国庠、许涤新、薛暮桥、陶大镛、钟敬文、胡绳、石兆棠、陆诒、高天、朱智贤等任教。邓初民任法律政治系主任、沈志远任商业经济系主任、黄药眠任文学哲学系主任、陆诒任新闻专修班主任。其中，黄药眠因名满文坛被达德学子尊称为“大师”；钟敬文有“民俗学之父”的美誉；而杜国庠以其学术成就被奉为“潮州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第一人”……达德学院教师的教学态度严格认真，教学风格百花齐放，深受学生欢迎。达德学生朱崇山回忆起各位名师讲课的情景：“狄超白讲课清晰明白，邓初民鲜明通俗、侯外庐精炼深刻，千家驹深入浅出，沈志远条理精深，章乃器广博思辨，黄药眠简练多彩，钟敬文自成一格，胡绳博大精深，杜国庠丰富含蓄……各有特点。”

　　此外，李济深、何香凝、章伯钧、乔冠华等政治活动家，以及学者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周而复、冯乃超等文化名人都到过学院讲学。如李济深到校讲《七上庐山》，讲述他被蒋介石幽禁的经历；何香凝讲《孙中山先生的最后时刻》；郭沫若讲《中国文化思想史》等等。而蔡廷锴爱与在校师生作单独谈话，垂询学校的教学情况，有时还兴致勃勃地参加师生举办的各种座谈会，倾听大家探讨学术思想的争论。他们的讲授扩大了达德学院的课程内容，开阔了学生的社会眼界，是达德学院的另一个知识宝库。

　　达德学院的教师队伍可以说是当年中国进步社科和文艺领域中年精英相对集中的一个群体，是当时拥有相同学科的国内高等院校难以比拟的。除了知识传播，他们的人格和民主开放的思想对学生也有较大的影响。各界文化人的云集，“将一个没有文化、死气沉沉的香港，在政治上搞得热火朝天，文化上搞得丰富多彩”。

　　桃李芬芳 达德学子为新中国建功立业

　　达德学院开办后，第一届招生200名。由于坚持进步的政治方向，师资队伍雄厚，校风优良，吸引了海内外许多优秀青年前来求学。后来陆续扩大招生，学生来自国内十多个省市及泰国、缅甸、菲律宾、越南、苏门答腊及美国、巴西等地，华侨学生、本港学生及女生占一定比例。

　　达德学院的学生总体素质好、学业成绩优秀。许多学生原来就接受过进步思想影响，自学过社科理论，不少人还曾参加过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历过考验和锻炼，政治上追求进步, 自觉性强，善于独立思考，具备一定生活经验及工作能力，因此在学业上进步显著，成绩优秀。沈志远曾回忆：“达德学院的学生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学生。这是因为这些学生大多是不远千里而来……他们有觉悟有抱负有理想，有强烈寻求马列主义真理的愿望。对这样的学生一定要精心培育。”

　　达德学院树立了爱国、进步、民主、团结的优良校风。学风是“理论联系实际，百家争鸣，互相质疑，共同探讨，在实践中锻炼，以实践为准绳。”曾在达德学院就读的前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著文回忆在达德学院的校园生活：“记得黄药眠老师就曾在容龙别墅与我们三几个同学喝下午茶，斜阳下，远眺流水，心怀国事，神驰万里，从文艺概论畅谈天下事，师生情谊历历在目。那时候的生活充实而又多姿多彩，校园不仅仅可以听到老师们充满远见、智慧的教诲，同学们无拘无束的讨论，在田野上时常飘荡充满激情的歌声，我们参与推动香港学生的戏剧文艺活动，我们辅导一些学校演出，我们去铜锣湾孔圣堂演出过话剧《女子公寓》《少年游》……”

　　为了让学生了解国内革命斗争及民主运动情况，学院经常聘请由内地来港的民主党派领袖、无党派人士和著名学者来校作形势报告、讲学或作学术报告。这样的教育使达德学院学生思想空前活跃、政治觉悟显著提高。

　　1949年2月，英国派往香港任港督的葛量洪在向英国外交部呈交报告中也说：“有足够证据显示它（香港达德学院）被利用为共产党的活动和训导中心。让它继续存在，有违本殖民地的利益。”随后葛量洪会同行政局，以达徳学院“利用学校以达政治活动之目的，而此项目的，系违反本港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为由，下令取消达德学院的注册资格，封闭了达德学院。两年半里，达德学院共招收三届学生，先后培养了约800名优秀学生（包括预备班和各系、各年级的旁听生）。

　　虽然存续时间很短，但达德学院对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管理层和教师北上参与新中国建设。达德学院领导层以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居多，一些领导人为了工作的需要还具有跨党派的身份。1948年，李济深、何香凝、章伯钧、蔡廷锴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把“新政协”会议推动成一场海内外支持民主协商、联合建国的“新政协运动”。很多人在新中国筹建时由中共安排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在中央人民政府里担任要职，如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章乃器、陈其瑗、梅龚彬、杨东莼、许涤新等；一些人在文化、教育等重要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如黄药眠、钟敬文、曹禺、茅盾、胡绳、翦伯赞、臧克家等。二是学生在各个领域建功立业，为解放事业及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学习期间就投笔从戎，分批北上或到广东各游击区参加革命，为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其中有18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小的年仅16岁。新中国成立后，达德学院的学生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据1985年的不完全统计，达德学院的学生中，有司局长以上干部40余人，正副教授、研究员11人，大学校长、副校长3人，中学校长、教员60余人，还有定居香港和侨居国外的校友七八十人。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李崴，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广东省委会原副主委；郑蔼娴，民革广东省委会宣传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