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杭州蕙兰中学学生生活

辛亥革命网 2019-04-16 09:46 来源:文汇报 作者:章可 查看:

蕙兰中学是杭州第二中学的前身,由美国北浸礼会传教士甘惠德牧师在1899年创办。一百多年过去,今日这所著名中学规模庞大、校区众多,年轻学子们恐怕已很难想象当年创校时的情景。

  蕙兰中学是杭州第二中学的前身,由美国北浸礼会传教士甘惠德 (Winfield Scott Sweet)牧师在1899年创办。一百多年过去,今日这所著名中学规模庞大、校区众多,年轻学子们恐怕已很难想象当年创校时的情景。1899年甘惠德从绍兴到杭州,一心想建学堂,终在淳祐桥东购得数亩地块,建起校舍。最初几年,学校条件简陋、资金缺乏,师资人手更是严重不足,全凭甘惠德夫妇勉力支持。

  与许多教会学校一样,蕙兰创办初期,硬件问题只是困难之一,更严重的是学生不太适应西洋教会人士的治校理念与传教风格,加之传统的华洋心理区隔,矛盾一起,很容易激化。至1903年底,学生长期无法忍受甘惠德反复劝说入教、教学态度严苛,且学校食宿条件恶劣,先是罢课,后酿成退校风潮,掀起不小风波。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刊发通讯报道此事,直斥甘惠德为“无赖教士”,可见矛盾之深。隔年甘惠德回国休假,其后几年蕙兰步入低谷,首届毕业生只有寥寥六人。

  民国成立后,在第三任校长慕珥(PercyRobert Moore)任上,蕙兰中学开始走上正轨。受益于教会支持,蕙兰办学经费宽裕不少,从上海甚至美国引入各种教学设备器材,文体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慕珥本人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创办学校篮球队并自任教练,在他主导下,蕙兰逐渐形成了在整个华东地区都颇有名气的体育传统,甚至一直延续至今日。在1920年代,蕙兰已成杭州城中名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少年投考。

  早在蕙兰建校初期,甘惠德就创办印书馆,既印行各种教理和西学书籍、小册子,也为学生提供半工半读的机会。进入民国后,当时的教育部颁布新的教学办法,统一学制,蕙兰印书馆也开始大量印制学校章程、年刊、手册等等,在“五四运动”前后几年印行的此类资料,存留至今的还有许多,其中刊载不少图片,黑白光影间,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学生活,提供了最直观的素材。

  蕙兰是教会中学,设有礼拜堂,每周都有祈祷会。学校也开设宗教类课程,但比例不高。比如在1917年,学校每周共三十学时,其中《圣经》课只有两小时,其余为国文、英文、算学、科学、历史等,高年级历史课用英文讲授。从照片看,学校辟有动植物实验室,几人合用一台显微镜,并还有物理实验室。蕙兰还为学生专门开辟了阅报室,民国初年报业兴盛,学生在此阅报,得以了解最新时事。

  蕙兰以体育闻名,慕珥治校时期,不但从美国买来体育器材,还为学生统一做体操服装,每周定期操练。球类运动上,学校除篮球队外,还组建了足球队、网球队、手球队等等,校队定期与浙江其他中学、甚至上海沪江大学的球队比赛,其中足球队成绩尤佳。1916届的学生孙维祖在校时是足球队队长,同时还是篮球队主力,在《蕙兰》校刊编辑部还担任主任,十分活跃,堪称当时的明星学生。

  蕙兰的文体活动不仅限于校园,即对社会也有开风气之功。1916年蕙兰学生在操场练习棒球,向公众开放,吸引了大批杭城市民前来观看。其时棒球传入中国不久,还不普及,这场练习也明显带有表演性质。

  杭州城里,与浙江一师这样的省立中学相比,蕙兰在教学上的优势体现于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课程,也就是今日所说的理科。但有趣的是,在蕙兰中学前三十年的学生里,后来最为著名的倒是两位文人:郁达夫和胡兰成。两人性喜自由,于严格工整的教会学校氛围,多少都有格格不入之处,胡兰成在蕙兰求学五年,临毕业时因编辑校刊事与教务长发生冲突而被开除,自然不免有郁愤之情。尽管如此,许多年后他回忆起那段中学时光,印象最深的却是“日子悠长”、“校舍洋房如理性的静”,而英文课本“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山河岁月》)对胡这样来自浙江乡间的少年们而言,蕙兰的外语和“新学”教育为他们打开了窗口,引领其进入一个新的“现代”世界,这种明净清正成为相伴终生的记忆底色,很难轻易褪去。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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