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漩涡中的天津商界
辛亥革命网 2015-12-14 09:09 来源：天津档案网 作者：吉朋辉 查看：
曾有学者指出，天津商界在辛亥革命中“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持有一种对立的态度，站在清政府一边”。实际上，天津商界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与其说是主动的对立抵抗，不如说是被动的消极抵触。由于他们的短视和只关注眼前利益，不能从历史的高度认识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自身的意义，而只简单地将之视为战乱，惧怕失去商业发展的和平环境，因此才转而站在了在他们眼中更能维持商业稳定的清政府以及北洋政府一边。天津档案馆藏的天津商会档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期间天津商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种种反应。
一、天津商界对革命及革命党的态度
档案材料反映出天津商界对革命的惧怕与抵触态度，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首先，他们害怕本已脆弱的天津商业再受损失。天津商业在遭受了八国联军的破坏之后，本来已经十分脆弱。后又遭受水患、匪扰，商界元气更难恢复。正如商人刘锡彤在1911年9月上商会书中所说：“一败于鼠疫，继败于风灾，再败于水火盗贼，后败于银钱恐荒，更败于盐务风潮，兼之近日川变未平，鄂乱又起，兵连祸结，影响于我津甚大”。武昌起义之后，天津人心惴惧，金融业受挤兑风潮影响，北洋商学公会曾联合商会向农工商部、北洋大臣禀请发款救济。因此，天津商界已成惊弓之鸟，受不得半点惊吓。1911年10月31日，天津商会甚至上书直隶警务公所，因为市面不靖，请求在祭神之期禁止燃放炮竹，直到清廷下台以后才解禁，导致了鞭炮的大量存积。
其次，从短期来看，革命风潮的确给天津商业环境带来了暂时性的动荡，给商业活动带来了诸多阻碍，造成了商户们的经济损失。宣统三年九月初七日，天津因局势动荡而宣告停市，汇票交易也受到影响，无法兑付。为防止革命党，天津北段巡警总局规定堤头村渡口下午六点就停止摆渡，给市民尤其是商家带来了诸多不便。1925年1月25日，直隶警务公所通过商会，饬令各商铺不得容留外客，也对商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隶总督为商团成立事给商会的指令
因此，天津商界对革命党十分不信任。在一位天津商人上天津商会的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本埠不幸为革军占据，届时应如何保护商民，不加扰害，于官军革军两方面，全赖槃槃大才出面维持，妥为面议，为津人请命，为一方造福，功德无量。”他们甚至宁愿相信外国人，也不相信本国的革命党。1911年11月5日，天津商会致电英国洋商会，称“自鄂警迭传，沪市噩耗，津埠人心惴惧，市面恐慌。若无维持善策，华商败坏，洋商亦受影响。气脉相通，所关甚大”，要求与英国洋商会“联合一气”，共商维持办法。他们甚至要请求外国派兵驻津保护。他们对革命党的抵触又是十分固执的。直到1912年1月23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前20天，天津的商人们还在上书天津总商会，对商会对于革命军“缄口不言“进行指责，并计划召开全体大会，拒认“无理取闹害国害民”的共和。
二、天津商界组织的武装团体
在辛亥革命期间，尤其是武昌起义打响之后，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商会为首的天津商界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求自保。天津地方武装，一开始有成立于1910年底的天津体育社。杨以德为社长。体育社虽然规定是士农工商各阶层都可以参加，但实际上对此事最为热心者，非商界莫属。在体育社所招募的社员中，商户占绝大多数，商会在其发起、维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1年2月、9月，体育社都曾专门致函天津商会，竭力劝说其鼓吹、组织商界报名入社。1911年11月，随着革命形势的日趋紧张，体育社再次招募社员。而这次所招募的社员数百名，均由各商家出人、商会保送。不是由商会保送的，一定要有妥当铺保盖章才能收录。本来，进入体育社当社员需要交报名费一元、社费每月一元，但此次招募时，对来自于商界的社员一概免除。由此可见体育社对于商会之仰仗了。
但即便如此，体育社本属半官方性质，商会、商户使用起来，并不得心应手。1911年11月，体育社不知何故好几天都没有出外巡逻，很多商户心中不安，向商会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商会转请体育社照常出队，以保治安。这样就带来了很多不方便。因此，天津商会开始考虑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组建天津水团
水团由传统水会为基础组建。天津原有水会七十九会，不包括租界内德十九会，在华界六十会共三千人。由都督陈夔龙核准，并每年又运库拨付银二千五百两作为经费（后增至二千七百两）。自宣统三年十月成立，成立后，交由体育社统带训练。水团服装、枪械都由商会筹措，甚至像水团团员酬劳不均这样的事情都要由商会来解决。为维持水团运转，商会曾向粮饷局借皮袄五百件，向直隶全省警务公所借枪械一百支。水团成立后，分为昼夜巡逻。昼间两队，下午一点半出行；夜间六队，分前后夜两班出发巡视。至阴历壬子年三月改由体育社主持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