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金融活动

辛亥革命网 2016-03-17 10:22 来源:团结报 作者:石涛 查看: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曾在金融方面提出了很多理论主张,也有过相应的实践活动。这些金融思想与实践对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金融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曾在金融方面提出了很多理论主张,也有过相应的实践活动。这些金融思想与实践对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金融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反清革命筹集资金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筹集军政经费一直是孙中山的主要任务之一。正如美国学者韦慕廷所说:在孙中山“壮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募集革命资金的工作,明显地成了他的主要职业”。在反清革命的过程中,为募集起义经费,孙中山在欧美各国奔走宣传,积极向海外华侨进行募捐,在海外发行革命债券,并寻求外国政府和资本家的贷款支持。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为了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不惜倾家荡产。孙中山还曾计划在芝加哥组织革命公司作为募款机构,承诺认购公司股份者在革命成功后可在国内获得十年开矿专利,但认购者并不积极,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筹款活动。在返回中国的旅途当中,他访问了芝加哥、纽约、伦敦和巴黎等地,与各国政府和外国银行团商洽募集资金,但最终还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12月25日上午,孙中山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在码头登岸后,孙中山受到革命党人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各报记者纷纷进行采访。在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中,主笔问孙中山:“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家乎?”孙大笑:“何故问此?”主笔说:“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孙答道:“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为筹集资金,孙中山多方联络,竭尽心力。然而,他在国外的筹款活动,屡屡碰壁。“这位漂泊无定的革命家经常是囊空如洗的”。筹措资金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孙中山对于金融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将解决财政和资金问题“定为革命首要之图”,并形成了自己的金融思想。

  推动银行建设

  孙中山一生中曾对货币、银行等金融问题提出过不少的主张,他的金融思想主要体现在“钱币革命”论和银行建设两大方面。

  1912年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古当局签订所谓《俄蒙协定》,企图变外蒙古为其保护国。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各种反俄救国主张充斥报端。12月,孙中山发表通电,提出实行“钱币革命”的主张。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对付沙俄侵略,前提条件是解决财政困难,而要解决财政困难,则只有实行“钱币革命”。在孙中山看来,钱币不过是交换的媒介,那么如同金银取代布币刀币成为钱币一样,纸币也将取代金银成为新的钱币。因此,他主张“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即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用国家发行的纸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其具体发行办法是组织一个国家银行,分为印刷局、发行局、回收局、焚毁局,四局各负专责,分别执行。“钱币革命”理论提出后,虽然当时并不具备实施条件,但对后来国民党政权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的理论来源之一。

  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中,虽没有非常完整的银行制度理论,但他非常重视银行在为革命筹集资金和为国家建设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主张设立银行,因而在其言论和著作中,对银行建设有着不少论述,多次阐述成立银行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认为“以中国之大,非有多数银行不足以济贫困”,“中国地大物博,银行愈多愈善”,并提出“实业为国富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业之母”的重要观点,强调“银行操金融之枢纽,为振商之要品,关系国计,非属细微”,对于刚刚萌芽的中国工商业而言,“银行之推广,刻不容缓也”。孙中山不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强调银行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还指出银行建设事关中国的独立。他说:“中国商业中心的交换媒介,为外国银行家所控制。因而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之类,在中国的内部斗争中,实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势。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金融控制,独立就无从谈起。”正是出于对银行在发展实业和维护国家权利方面作用的重视,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积极推动银行建设。

  批准成立中国银行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了三个月,在经济建设方面并无重大建树,但在建立近代银行体系方面却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批示了商业银行、海外汇业银行、农业银行、殖边银行、储蓄银行、庶民银行等多个银行条例,力图建立由不同类型银行构成的完整的银行体系。在孙中山民国初年的金融实践中,最重要的当属批准成立中国银行。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极为窘迫。海关收入被列强把持,地方赋税被各省军政府截留。临时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以发行军用钞票和募集公债为救急的办法,这就需要实力稳固的金融机关负责执行。因此,组织国家银行迫在眉睫。实际上,1911年底孙中山即委派同盟会员何天炯为其代表,赴日本与财经界人士阪谷芳郎等人商谈如何解决财政困难。阪谷认为,要想真正解除革命政权财政上的危机,建立中央银行乃当务之急。孙中山遂于1912年1月10日,正式委托阪谷代为筹建国立中央银行。阪谷芳郎利用自己在日本政界和财经界的关系,于1月20日前制定出一份内容详细的建立中央银行的草案——《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委托日本人拟定的方案很难实施。而且,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决定辞职。于是,2月16日孙中山致函阪谷,取消了由其代为设立中央银行的委托。

  就在孙中山委托阪谷代为筹建中央银行的同时,在国内原清政府设立的大清银行的商股股东也在酝酿成立新的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是清政府的中央银行,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银行除了上海分行外,绝大部分分支机构纷纷停业。大清银行商股股东为保全股本,于1911年11月成立了商股联合会,并于1912年1月初上书孙中山,提议将大清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并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不费手续而建立一个完全巩固的中央银行,又能够不使商人遭受损失,可谓一举两得。商股联合会的报告经时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转呈孙中山后,孙中山当即批准照行。陈锦涛遂于1月24日以财政部名义将孙中山的指示传达给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举行了成立大会,中国银行正式成立。

  孙中山之所以迅速批准了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建议,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央政府现无确实可恃之财源,舍发行军钞、募集公债外,更无济急之法,而欲行此法,非有金融机关不可”。而且,当时东南各省已经光复,必须有新政府直接控制下的银行作为汇兑机关,起到活动商业,恢复财源的作用。但当戎马倥偬之际,经济大乱之时,临时政府短期之内是很难筹集股本组织银行的,更不要说遍设分行于各省。而联合会的建议恰逢其时,是“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的好办法。因此,孙中山采纳了联合会的建议,从而使中国银行得以在民国建立一个月之后便宣告成立。既体现了对原有商股愿望的尊重和对商人权益的保护,也是出于筹措军政费用、解决财政困难的现实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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