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金融活动(2)

　　为北伐创建中央银行

　　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影响，广泛参与银行建设的活动，促进了民国初年银行事业的迅速发展。1912年，他参与了上海中华银行的改组商办和中华实业银行的创建活动，并担任了该两行的名誉总董。此外，孙中山还计划引进外资，成立中外合资银行，以振兴中国实业并抵制外国银行团的侵害。然而，宋教仁案的发生和“二次革命”军兴，打断了中外合资银行的计划。而且，在与外国银行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孙中山发现外国银行家总是想通过银行来控制中国的工商业和经济命脉，因此革命政府应当“撇开那些外国银行家而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革命政府必须设立自己的银行。孙中山这一金融独立自主的思想主张最终在广州中央银行的设立中得以付诸实践。

　　1923年，孙中山开府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并积极筹划北伐，以期统一全国。然而，当时广州的形势并不乐观。频繁的战争和内部派系的割据，使革命政权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财政困难。当时，广东金融也极为紊乱。英商汇丰、渣打、有利等银行，势力渗透全省，控制广东金融市场。华商金融机构中，除了嘉华、东亚等十来家中小银行外，便是四五百家银铺，它们多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利用政局变动，制造金融风潮，伺机获利。新成立的革命政权没有自己掌握的金融机构，金融命脉受人操纵。而大本营要出师北伐，更离不开国家银行调剂财政金融。因此，孙中山决定在广州筹建由革命政权直接掌握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

　　早在1922年5月时，孙中山即曾计划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但因发生陈炯明叛乱，孙中山离开广州而未果。1923年3月6日，大本营刚刚成立，孙中山即委派程天斗为中央银行筹备员。但程天斗私吞公款，拒不就职。于是，4月24日，孙中山又委派有着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背景、时任大本营秘书的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开始筹建工作。宋子文的筹备工作，受到了孙中山的直接指挥和全力支持。由于大本营财政拮据，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办员时，曾下令由国库拨给10万元筹备费，但实际上仅得3000元，一切费用、职工薪金都没有着落。为筹措中央银行的开办经费，孙中山面嘱宋子文、林丽生向盐商方面设法。由林丽生与盐运使邓泽如商量，定出一种盐税项下筹款办法，即是买卖盐单。先由中央银行向盐运使署领出盐单，再卖给盐商，每二百斤一包收款毫洋五元，银行缴给盐运使署四元七毫，银行得三毫，银行每月大约可得八九千元，就以这笔钱为经费。筹集资本是创办中央银行面临的最大难题。中央银行资本定为一千万元，由政府担任。但当时大本营财政极为困难，自然无法拿出一千万元现款。于是，孙中山指示宋子文，以银行为抵押品，发行债票，向在粤洋商商洽借款毫银一千万元，作为银行资本，并于1924年8月9日批准了宋子文拟定的《中央银行基金公债条例》。除了帮助中央银行筹集经费和资本，孙中山还指导宋子文制定了中央银行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1924年8月2日，孙中山正式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加速筹建中央银行。8月8日，孙中山又指派胡汉民、叶恭绰、廖仲恺、邓泽如、林云陔、孙科、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董事，组成董事会。当时，这些人都为大本营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由他们组成的董事会使中央银行在大本营下属各机构中具有了极高的权威性，并为中央银行的筹建工作和以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经过充分准备后，1924年8月15日，中央银行在广州正式开幕，孙中山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讲。在演讲中，孙中山一开始就说，新设立的中央银行，“是革命政府第一次开办的第一个银行”。随后，孙中山通过比喻的方式，来说明建立和保护中央银行的重要性。他把中央银行的一千万元资本形象地比作能够产出更多粮食的谷种和能够下蛋的鸡乸。如果把这个鸡乸一次吃完了，以后便没有很多的蛋吃；把这苞谷种一次吃尽了，以后便没有很多的谷米吃。如果不吃谷种和鸡乸，以后便可以“一本万利”。保护中央银行，就是保全种子。如果能够保全中央银行的一千万资本，将来的发达便未可限量。孙中山指出，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要进行埠际甚至国外汇兑，一方面可以弥补中国一般的小银行、小银号实力有限，无法进行远距离大额汇兑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打破外国银行对大宗款项汇兑的垄断。中央银行成立后，不仅可以进行大额款项的汇兑，而且“可以不必经外国银行的手，便可以不吃外国银行所定的高汇水和打折扣的亏。并且中国人同中国人交易，利权不致外溢，事事都要方便”。通过中央银行与外国银行的竞争，打破在华外国银行的垄断地位和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控制，这是孙中山积极创建中央银行的一个重要动机。

　　发行纸币是政府授予中央银行的一项特权，孙中山在演说中强调指出，中央银行和从前政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同，与在华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也不同。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的方法，不是‘兑现’，是‘现兑’。外面普通银行的办法，是人民先有一百元纸币，才到银行兑回一百元现钱。这个银行的办法，是人民要用一百元现钱，必须先买一百元纸币。所以这种纸币，只要是在外面通行的，有纸币便有现钱的抵押，便随时可以兑现；故这个银行发行纸币的方法，是先有现然后才兑，所以说是‘现兑’”。采用“现兑”办法，市面上有若干纸币，即库中有若干现金，纸币信用自然有保障。最后，孙中山要求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来维持中央银行，“维持这个银行去进行，就是维持政府去进行；维持政府去进行，就是维持革命来成功；维持革命来成功，就是令贫弱之中国变成富强”。

　　广州中央银行成立后，业务发展得到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例如，中央银行成立后开始发行纸币，然而发行之初，阻力重重。为支持中央银行，孙中山多次颁令要求各政府机关率先使用中央银行纸币。中央银行开幕当天，孙中山命令“所有省署辖属各机关之出纳，应严令纯用中央银行纸币。收支一切存款，应转存中央银行。倘有不遵，以违令论”。8月23日，孙中山又向大本营财政部和各征收机关首长、各军总司令、军长发布训令，要求“所有政府收入机关应限于收中央银行纸币，不准收各银号凭单及各种银毫。”除了推行中央银行钞票，孙中山还积极推动让中央银行代理大本营的国库，多次颁发命令，将广东各财政机关的收入、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基金保管和还本付息事宜等交由中央银行经理。在孙中山不遗余力的支持下，广州中央银行成立不久便在国民党控制的区域站稳脚跟。

　　虽然，孙中山关于货币金融的思想和论述并不系统、不全面，一些认识也不够准确，但其中不乏卓识远见和独到见解。而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积极推动近代中国的货币金融建设的实践活动，为近代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孙中山批准设立的中国银行，后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金融机构，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孙中山一手创建的广州中央银行，在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发展史上，首次正式使用了“中央银行”这一名称，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在北伐战争中，中央银行为维持财政、筹集军费，发挥了重要作用。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金融思想与实践活动，不仅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部分，也是孙中山先生留给后人的丰富遗产的组成部分，总结和研究孙中山关于金融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对于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