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会——商人最重要的社团组织(2)

　　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

　　确切地说，商会只是一个经济团体，其主要职能简单地说就是维护商人的利益，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这也是商会的宗旨。那么，商会主要通过开展哪些具体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联络工商。中国工商各业向来行帮壁垒，“声气不易通，群力不能合”，针对这一弊端，各商会无一例外地将联络工商作为重要职责。比较常见而固定的形式，是定期召开有各业会董和会员参加的会议，相互之间随时接洽聚议，商讨各项有关兴利除弊的措施。

　　调查商情。商会之所以积极开展调查商情活动，是为了使各行各业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对何地产销何物以及行情涨落趋势等许多方面的情况，能够及时有所了解，进而明了商务盛衰之故和进出口多寡之理。商情调查分各业调查、特别调查和寻常调查三类，不少商会为此专门拟订了商情调查表，由所属分会、分所组织工商各业配合进行。这些调查不仅有利于工商业者从整体上了解各行业的有关情况，采取有效的改良措施，而且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兴办商学。不少商会意识到“商业之发达，由于开商智；商智之开通，由于设商学”，故而积极致力于开展兴办商学活动。不仅商务总会直接出面集资创设各类商业学堂，而且有些分会也克服困难创办商业补习学堂，还有的商会积极倡导和鼓励一些较大行业的商人创办实业学堂。这一举措也受到广大商人的称赞与好评。

　　创办商品展销会。传统行会为了维护同业的垄断利益，一般都通过行规的严格规定限制竞争，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明显不适应时代发展。商会则与此不同，在清末即有不少商会通过创办具有商品展销会、博览会性质的商品陈列所、劝工会、奖进会、劝业会等，培养工商业者的竞争意识，以促进实业发展。天津商务总会每年定期举办两次劝工会，“远近客商，闻风趋至”，不仅工商各业增进了联络，而且通过比较鉴别提升了竞争意识，“各商受益，诚非浅鲜。”除自办各种展销会，商会还曾全力协助官府举办更大规模的相关活动。

　　受理商事纠纷。这也是近代中国商会保护商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商会诞生之前，除行会性质的公所依照所定行规对本业违反行规者予以处罚外，商事纠纷的裁判一般都是由官府衙门定夺。工商业者遇有钱债纠纷，只能求助地方官府，而官府要么讯结无期，随意拖延，要么敲诈勒索，使商人不堪重负，“故商务之中一涉官场，必多窒碍”。商会成立之后，在商部的支持下承担了受理商事纠纷的职责，许多商会还设立了商事裁判所，使工商业者“免受官府之讼累，复固团体之感情”。商人们表示“遇有亏倒情事，到会申诉，朝发夕行，不受差役需索之苛，并无案牍羁绊之累，各商藉资保护，受益良非浅鲜。”后来，受理商事纠纷仍是各个商会所从事的一项主要活动，而且制度更趋完善，越来越受到商人欢迎。

　　协调捐税。出于种种原因，近代政府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财政困难，除了不断对外借款，就是对内增捐加税，使工商业者深受其苦，引发抗捐抗税风潮。为了保护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商会成立之后发挥其“通官商之邮”的特殊功能，努力协调这一矛盾与冲突。例如在清末的苏州，相继发生各业抗捐抗税纷争10余起，苏州商务总会每次都积极为各业代递禀呈，申诉实情，提交协调方案，甚至集会请愿，表达商人的意愿与要求。经过商会反复从中协调，多数情况下加捐加税的额度都会不同程度地有所减少，从而使商人的负担有所减轻。有些行业起初对加入商会尚持观望态度，通过协调捐税发现商会“可以联络商情，代诉苦衷”，于是“欣然入会”。

　　很显然，正是由于商会能够维护商人的利益，努力促进工商业发展，才得到广大商人的拥护。

　　重要的爱国力量

　　近代中国的商会虽然只是经济团体，其主要职能也集中反映在经济方面，但受民族危机刺激、官府经济政策偏误乃至政治运动的影响，商会也曾利用“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巨大号召力，率领广大商人积极开展其他各类社会活动，其影响也突破了经济领域而变得更加广泛和深远。

　　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商会踊跃发起或者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的活动。1905年发生的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抵制洋货运动，其倡导者和联络者就是商会，具体说是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

　　1894年，美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歧视和排斥华工的条约，十年后届临修约期。美国政府蛮横拒绝清政府取消歧视华工条款的要求，双方交涉数月无结果，激起在美华侨和国内各界的强烈义愤。这年5月，上海商会召开特别大会通过议案：“美国不允许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会后，上海商会公开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商部强烈要求拒绝签订续约，同时通电全国21个重要商埠的商会，“以伸国权而保商利”为号召，呼吁各地商人采取一致行动，抵制美货。

　　随后，上海商会的号召得到全国商会的积极响应，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仅商界一致表示“全体赞成”并“坚决照办”，而且社会各界也表示支持和声援，尤其学界表现最为活跃。短时间内，抵制美货即成为全国社会舆论的焦点，“内而穷乡僻壤，外而英荷属岛，亦均函电纷来，一律照办”，“义声所播，震动全球”。从大都市到中小城镇，美国商品都受到抵制，在市面上几乎绝迹。

　　特别难得的是面临来自美国以及清政府的各种压力，上海商会年届七旬的领导人曾铸，毅然决然地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定地表示：“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面对美国驻沪总领事的指责，曾铸也正气凛然地回击：“不用美货，人各有权，不特贵国不能干预，即敝国政府亦不能勉强，所谓人人自有权也。”这场由商会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最终虽未完全达到目标，但却沉重打击了美国对华经济势力，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商会的显著社会能量也因此而为各界所瞩目。

　　继抵制美货运动之后，商会又积极领导商人参与了收回利权运动，反对西方列强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并号召商人踊跃集资认股自建铁路和自采矿产。这场运动也具有反帝爱国性质，不少商会人士认识到“路权即国权”，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皆随铁路以进行”，因而维护路权的决心十分坚决。广大商人也踊跃响应商会的号召，向新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积极认股，从而在当时形成了一个自建铁路的小小热潮。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商会甚至还曾领导商人举行罢市，抗议政府逮捕爱国学生，要求维护国家主权。总之，在近代中国历次较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各地商会都领导商人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推动商人也成为一支重要的爱国力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的一些政治运动中，我们也常常看到商会的活跃身影。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请愿人员主要是各省咨议局选派的代表，人数很少，影响有限。碰壁之后，立宪派意识到必须扩大声势，“尤应以联络商界为中坚”，希望商会能够代表商人积极参与。上海商务总会也认为商界对于国会请愿运动不应置身事外，公开发出《为国会事公告海内外华商联合请求书》，号召商人“尽立宪国民之义务”。这篇公告书发出之后，许多商会遥相呼应，积极行动。在随后举行的第二次请愿运动中商会即派出代表参加，全体国会请愿代表按事先拟订的方案，向清政府呈递了10份敦请速开国会的请愿书，其中有三份系商会代表海内外华商草拟的请愿书。第二场请愿运动虽仍未达到目的，但通过参加这场政治运动，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得到增强。

　　有些商会的领导人通过参加国会请愿运动，对清王朝的冥顽不化有所了解。上海商务总会的请愿代表沈缦云，在请愿失败后即意识到清朝统治者已不可救药，就像“釜水将沸，游鱼未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回到上海后，沈缦云就与一部分商界的有识之士从支持立宪转向支持革命，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大小军阀为争夺地盘，连年混战，中国陷于动荡不安之中，不仅商人深受其害，各界民众也怨声载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海总商会率先提出废督裁兵的政治主张，不仅得到全国商界的响应，而且赢得社会各界支持，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并逐渐发展为各界共同努力的一场政治运动。

　　参与商政，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说是商会开展的一项独特的社会活动，也是商会代表广大商人一定程度地制衡官府不良商政的途径。1914年，民国政府农商部颁布的《商会法》，取消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合法地位，并强令商会进行改组，激起商会强烈反对。在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领导下，各地商会联合行动，进行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抵制和抗争，要求农商部对《商会法》予以修改，最终农商部接受了商会提出的要求。

　　清末“新政”改革期间，清政府制订颁布了《商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商法，受到商会和商人的欢迎。但商会认为在这部法规的制订过程中，商界代表没有参与，其中多有不合中国具体商情的条款，需要加以修订。上海商务总会遂联络海内外商会选派代表，于1907和1909年两次在上海召开商法讨论会，通过了商法草案。这可以说是商会主导的民间商业立法活动，当时报纸发表的文章说：“此次上海商务总会合全国之商民，讨论全国之商法，实为商务盛衰之枢纽。”

　　以上介绍之种种，都体现了商会积极开展社会活动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充分证明商会是近代中国商人最重要的社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