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通商银行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有因政权的更迭带来的人事的代谢，而且也有社会企事业的经营管理的推陈出新。这里，就辛亥革命对中国通商银行(以下简称通商银行)的影响略作论述。

　　一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银行开办后的头几年，因得到清朝户部百万两定期存款和发行货币以及可以揽存汇解官款等特权，加上盛宣怀控制的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仁济和保险公司、中国电报局等企业营业较好，在通商银行存款较多。仁济和保险公司在银行开办的当年，一次存款即达40万两，后又陆续增至70万两。轮船招商局在银行开办不久，也暂存了32万两。所以，银行经营状况大致不错。“银行开办两年有余，据商呈报，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收银发给商利四十万两，缴呈户部利银十万两，尚属平稳。”①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三年盈余所得即达40多万两。②但好景不长，此后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日人山下忠太郎等一伙伪造行钞引发行钞遭人挤兑风潮③等一系列事件，银行损失惨重。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分行先被“拳匪”、清兵抢劫，继遭“洋兵蹂躪”，所存银行钞票被一抢而光，所有账册荡然无存，直接损失高达41万多两。后虽经交涉收回武卫中军抢去的部分存款及追回部分放款，但亏欠仍有20多万两。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天津分行即关门歇业。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大班梁景和逃至上海，不久病死。总行在清点天津分行账目时，发现梁景和私自挪用行款高达31万两，因梁氏已死，后虽向粱的保人、远在香港的梁志刚索赔，但官司一直打到英国联邦法院，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最后不了了之。④这次上诉非但亏款未能追回，而且新增诉讼费7万多两。此后又发生镇江分行大班尹稚山亏挪行款高达64万两的事，盛宣怀在两江总督端方、周馥等人支持下，通过镇江府、扬州府查抄尹氏家产、将其变卖、发行彩票等手段，方才收回大部行款，但亏空仍高达21万两之多。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银行收支两底，亏短仍多达70余万两。盛宣怀承认“本督办奉旨招股选董承办此举，原欲为中国开利源，不料迭遭患难，致亏巨本，始愿难偿”。⑤由于银行经营不善，盛宣怀曾一度打算将银行资本移作萍乡煤矿商股，将银行关闭，但最终未获清政府同意。

　　通商银行在创办之初，即遭外国的重重阻挠，英国曾鼓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创办一家由英国资本操纵控制、由赫德督理的“中华汇理银行”，劝告中国不必另开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则要求盛宣怀将银行股本移入该行，由中俄合办，不必另行开设通商银行。在这些阴谋活动遭到失败后，列强侵害通商银行的事始终不曾停止。通商银行开办的第二年，英商福公司就向清政府提出由它代中国筹办官银行，由于商通银行刚刚开办，清政府没有同意这一要求。义和团运动后，有见通商银行经营严重亏损，法国、奥地利等国认为有“机”可趁，再次提出吞并通商银行的无理要求。1904年1月，法国驻沪领事向盛宣怀提出“请将通商银行归并法国银行合办”。⑥同年2月，奥地利政府派商人卞宜德大携带拟好的合并通商银行章程草稿找到盛宣怀，说：“目下通商银行如一人患痼疾，奧商现有四百万资财，不啻精壮之人……华奥合办，有此成规，便觉易于措手”⑦盛宣怀和银行总董们以“中国商务大，近来各国到此(指上海)添设银行不少，中国是一主人，仅一通商银行，论面子亦不能少”为由，加以拒绝。⑧

　　为了维持银行业务，弥补行亏，盛宣怀和银行总董们被迫采取以下措施：

　　一、裁撤洋帐房。银行开办之初，盛宣怀雄心勃勃，计划将通商银行打造成中国的汇丰，成为一家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及日本东京、南洋新加坡等地均开设分行的国际银行。为了扩展与外国的业务，取得外国银行对通商银行的承认，特聘英人美德伦为银行洋大班，组成洋帐房，此外，北京分行、香港分行也先后聘请了洋大班。然而，银行开办后，与外资业务往来较少，外资银行大多拒绝与通商银行往来，当时(即使在辛亥革命后)，钱庄、票号是外资银行认可的唯一的金融机构，势力很大。钱庄的“庄票”和钱业公会的“公单”在金融市场上信用很高，通商银行的钞票必得钱庄和钱业公会的担保，外资银行方肯收受。所以洋帐房设立后，对外业务并不多。洋大班日常事务“仅止钞票签字、遇有交涉控案为本行出面，及所作押款核对洋栈单，三事之外，余皆无关轻重”。⑨业务虽不多，但开销却很大，年约银3.6万两。这对资本只有250万两的通商银行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节省经费，从1905年起先后裁撤总行洋帐房(保留洋大班)，以及裁撤北京、香港两分行的洋大班。

　　二、减息。通商银行开设后，每股年息八厘，为了早日弥补银行亏空，总行决定从1905起将年息由八厘减至六厘。减息之举每年可为银行节省开支5万两，到1914年，十年减息，共为银行节省50万两。

　　三、增发钞票。从1905年起到辛亥亥革命爆发，通商银行发行钞票约870万元。其中没有准备的部分，每年约有140万元，按当时贷放利息8%计算，通商银行所获利润至少在80万元以上。这种虚本实利、将自己的亏损转嫁到社会头上的做法对弥补行亏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裁撤大部分行。通商银行成立之初，盛宣怀为了垄断国内的金融业务，先后开设北京、天津、烟台、汉口、镇江、福州、广州、汕头、宜昌分行，无锡支行，聘用各地钱庄、票号老板为分行大班，开展业务，企图将这些地方金融活动纳入通商银行经营活动范围之内。然而与盛宣怀的想法正好相反，这些分行大班大多借通商银行拨存分行的行款去从事自己的私人业务，以至分行徒有其名，平日银行门可罗雀。或干脆被人称为“大钱庄”。不少分行大班以银行名义私自挪借钱款，经营私人其他业务，结果造成一系列严重亏空事件。如前面提到的天津、镇江两分行的严重亏空。此外，还有上海总行韩祝三亏空事件、广州分行周石逋欠款事件、香港分行石何三欠款潜逃事件等。有见各分行盈利有限，而事故频频发生，为了弥补巨额亏空，从1905年起先后裁撤大部分行，祇留下烟台、汉口两分行。经过这一番裁併，银行业务活动大为收缩，此后业务活动主要集中于上海、江、浙地区。

　　在通商银行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设法弥补巨额行亏期间，国内的金融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5年，清政府先后成立户部银行(即后来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07年后地方上也先后成立了股份制银行。中国金融不再是通商银行“天下独霸，只此一家”的局面。它们的开设对通商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通商银行的业务经营变得更加困难。户部银行“赋以代国家发行纸币并代理国库的权限”，总揽金融，推行货币，俨然如国家银行，且具中央银行性质。交通银行则以“管握轮、路、邮、电四政、收回利权为主旨”，除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外，还经营各种官款的收付兑放存储和发行钞票。两行均“挟国库、藩库(地方)之力”，因而资财雄厚。两行的开设，使通商银行所拥有的诸如发行货币、经办官款汇解存储等特权均被分割，通商银行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而生意大为减少。从1907年到辛亥革命前夕，地方股份制银行已达十多家。通商银行在有关省区的金融活动无一例外地受到这些银行的挤压和排斥，业务活动范围日益缩小。从1907年起到辛亥革命前止，银行每届收支都是入不敷出。1911年上半年收付两抵，尚亏短7万多两。

　　面对外国资本窥伺、图谋吞并、内资银行挤压，银行营业日益萎缩，入不敷出的景况，通商银行总董们忧心如焚。当时盛宣怀正督办全国铁路总公司，经手外债借款修路活动。总董王子展(存善)等建议盛宣怀能否将铁路外债借款的一部分拨存通商银行，以之挹助。通商银行是盛宣怀一手奏请开办，虽不是他的私人银行，但银行的成败与他的事业息息相关，且个人所认股份也较多，当然不会见危不救。他答应了总董们的请求，从1905年起，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修路外债的大部分款项交由通商银行存储。不过，存款数目虽大，但因随到随拨，存款余额并不多，银行获利有限。此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据通商银行账册记载，卢汉、粤汉、卞洛、正太、沪杭甬、沪宁等铁路的兴筑费用收支拨解都有一部分由通商银行办理，其中以沪宁铁路款项进出最大。1905年6月，沪宁铁路管理处交存通商银行25万英镑。此款按工程进展提存，双方协定每期5万镑，每次交解规元，收银不收镑，周息三厘半。同年7月，沪宁铁路在通商银行存款高达260万两，占银行全行存款的76%。同月14日，沪宁铁路管理处另将购地款9万镑也一并交通商银行存储。此后通商银行与沪宁铁路管理处进一步达成协议：每次提款不超过10万两，且须提前一个月通知。1909年(宣统元年)盛宣怀当上邮传部尚书后，权力更大，又为通商银行争得大批存款。1911年3月，清政府向日本正金银行借得整顿铁路款项1000万日元，盛宣怀将其中一部分拨存通商银行。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邮传部在通商银行的存款高达248万两，由于存款数目大，利息轻，又有一定的周转期，因此通商银行获得余利不少。银行总董李鍾珏等说：“盈余铁路存款，以两年计之，格外少算，约15万两”。“银行近年进出不过三、五十万，自宫保(指盛宣怀)照约存路款两宗后，骤添两百余万，其救银行者不浅。”⑩盛宣怀也承认：“银行得此巨款，出入汇划灵通，生意亦大有起色”。(11)到1910年2月，通商银行旧有亏空已减至15万两，到1911年10月，再减至7万两。可以说，该行是盛宣怀和清政府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借债筑路的实际获益者之一。

　　正当通商银行快要弥完亏空，踌躇满志大展经营时，又一场风暴——辛亥革命再一次打断了它的计划，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起响应，宣布独立。通商银行因受邮传部尚书、银行“督办”盛宣怀的牵连，遇到了自银行开办来最为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