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通商银行(3)

　　三

　　辛亥革命后，通商银行一步步地向普通商业银行方向发展，不过道路并不平坦。作为通商银行的创始人、“督办”盛宣怀始终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和放弃对自己原先开办经营企业的控制。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身份掌握了国家政权。同年10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杜门而不见客”，首以赈灾为名，独自捐款100万元。继以报效20万元“水利费”给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博取民国政府的“好感”。程德全遂下令发还盛氏在辛亥革命中被没收的全部资产。1913年，他通过自己党羽的活动，再次当上汉冶萍公司董事长，继而又谋得轮船招商局董事会的副会长。“二次革命”发生后，他诬蔑革命党人是“革命流毒忽又剧作”，利用招商局轮船积极地为袁世凯运送军队和武器，肉麻地吹捧袁世凯“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之而无不及”。(12)袁世凯与盛宣怀积怨甚深，对于盛宣怀的吹捧献媚根本不予理睬。因无政治靠山，所以，他的许多企业常常遭到地方政府的侵蚀、刁难，经营极为困难。

　　对于通商银行，盛宣怀当然不会放手，银行系他奏请开办，虽经营不善，但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才使之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回国后，便通过自己的外甥、总董兼副大班顾詠铨仍牢牢地将通商银行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过由于他原先控制的企业在辛亥革命前后经营不善，通商银行的股票早已作为这些企业的股息发放给股东，遂造成通商银行股东成分发生重大改变。

　　辛亥革命前，通商银行的资本主要是半官半商的洋务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的投资和部分官僚买办私人认购，一般中小企业认购的并不多。辛亥革命期间，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洋务企业拥有的股份大幅度下降，中小工商业者的股份有了显著的增加。辛亥革命期间，因为长江航运中断，江轮停驶，轮船招商局营业锐减，亏损严重，股东股息无法发放，不得不将所购通商银行股票80万两，于1911年、1912年作为商局股息搭发给商局股东。而中国电报局所认购的20万两通商银行股票早在1898年就作为电报局股票股息搭发给了股东。这样做的结果，使通商银行的股票被分散到更多的人手中。商股股东的增加，遂引发要求换名过户之事的发生。手持通商银行股票的股东们纷纷来通商总行要求更名过户。仅1911年6月，换给新股(票)者四十多万两。1912年初又换给新股(票)三十多万两。两年换户达七十多万两，“为数甚巨”。据不完全统计，到1912年4月为止，总计更换股票1万张，换名过户的股东约有1246户，加上原有的商股股东，总计约有1591户，拥有通商银行股票9700多股，约占通商银行全部股本的40%。由于商股比重成分的增加，从而使通商银行资本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式具备了普通商业银行的性质。

　　通商银行的章程规定，该行是按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商股商办，定期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总董，负责管理日常行务。但在辛亥革命前，银行实际由盛宣怀一人“督理”把持，从未召开过股东会议。辛亥革命期间，银行总董为了拒绝沪军都督府接管银行，插手银行用人行政，曾一再表示，并刊登广告说明银行纯系商办，表示要定期召开股东大会确定银行人事。辛亥革命后，银行商股股东比例增多，要求有权过问银行事务，特别是有关人事安排的呼声越来越高。1913年2月10日，香港地区的股东就写信给盛宣怀，以“今时移事异，自应按照商律，完全商办”。(13)

　　除了广大股东要求外，原先的银行领导层经过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政权更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民国后，盛宣怀的银行“督办”一职无形中被取消，他虽然千方百计想重新控制该行，但因无政治靠山，再也无法也不可能像辛亥革命前那样影响和左右通商银行了。此外，原先银行10总董中，首席总董张振勳(弼士)远在南洋经商，从未到行视事，并早在1904年就宣布辞去该行总董。而其余总董如叶澄衷、严信厚、刘学询、严瀠等也相继去世。银行领导的实际状况也迫切需要重新调整和补充。

　　在广大股东的强烈要求下，通商银行于1913年初正式召开首届股东大会。参加会议的多为上海地区的股东，其他地区与会的股东很少。由与会股东“投票”选举董事，组成新的董事会，除了现任董事外，又增补了严义彬、周晋镰、朱宝奎、傅筱庵(代表轮船招商局)等人为新的总董。不久又增补了盛艾臣为副董。在盛宣怀任“督办”时代，担任银行总董的“大都是道台班子，红顶花翎，箭衣外套，亦官亦商的”。(14)至此，无论从银行所持股票的股东成分来看、还是银行领导成员的更动，都表明了通商银行已成为纯粹的一家“商股商办”的商业银行。

　　民国以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通商银行新的董事会及时抓住机遇，除了继续保持同钱庄、票号的业务往来外，加大了对新兴中小企业的放款。为此，加大和扩充了华帐房的力量，华帐房由原先的6人增至14人。新增陈福保、田洪泉、朱襄程、顾松亭、赵震为华帐房管理人员，新增与中小企业、商家、店铺进行业务联系的“出店人员”10人。为了确保华帐房的领导，董事会又增补原华大班谢纶辉之子谢光甫为总行华大班的副大班，借以“商议改良一切”。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底，全国民族工商业较集中的上海，武汉、广州、杭州、无锡、天津等城市历年设立的民族工商企业有549个，(15)其中与通商银行有业务往来的中小厂矿企业商家约有110家之多。(16)当然其中不乏银行股东们所开办的企业。

　　与经营管理变化的同时，银行营业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变，到1912年上半年，银行收支两抵，已出现盈余。到次年底，不仅弥清了全部亏空，而且出现了近20万元盈余。(17)股票每股年息也于1914年由六厘恢复到原先的八厘。(18)

　　1916年4月，盛宣怀因病在沪去世。他死后，通商银行的实际领导权落到了傅筱庵手中。自此，通商银行可谓进入了“民营”的“商办”时代，成为当时中国众多的商业银行中的一员。

　　注释：

　　①盛宣怀：《推广通商银行以流通自铸银元折底稿》(光绪二十五年九月)见谢俊美辑《盛档》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纪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

　　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02年12月(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日本大阪的山下忠太郎、菅野原之助、上田元七及中义之助等四人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上海，与华商交往多，颇熟悉中国商情。四人决定合谋伪造通商银行钞票10元、5元两种，由上田将大批10元伪钞携至上海。1903年2月4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通商银行总行在营业时便发现了这些伪钞。消息传出后，市场人心大乱，第三天全市钱庄一致拒用通商银行钞票，而持有通商银行钞票者更为恐慌，于是持钞蜂拥至银行总行营业部要求兑换。由于银行当时库存现金准备不足，通商银行只好以金条、银条作抵，向汇丰银行借款70万元，方才保证了兑换。2月6日，上田又派一名日本人手持伪造的通商银行钞票到汇丰银行兑换，被当场扭获。在日本，菅野等则将5元伪钞在神户秘密转售，不久也被人发觉举报。由日本当局探知，并抄出全部未脱手的大批伪钞及制作伪钞用的机器、用纸等。山下一伙伪造通商钞票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曾应盛宣怀奏请，同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提出交涉，要求引渡山下等罪犯，赔偿通商银行损失。日本政府以“伪造他国钞票，日本法律无专条”为借口，加以拒绝。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对日交涉无果，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对于此事件，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及陈度的《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纸币篇》两书均语焉不详，可详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通商银行总董会议纪录。

　　④梁氏保人系粱的伯兄梁志刚，居住香港。通商银行向香港殖民当局提出交涉，向香港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但香港地方法院以梁志刚已加入加拿大国籍，不予受理，后又向英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驻英公使李经方曾与英国外交部就此事提出交涉，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通商银行的这次伦敦上诉，最终也不了了之。详见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纪录。

　　⑤盛档：盛宣怀致顾詠铨、王存善函。(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二日)

　　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61，第20页。卷62，第23页。

　　⑦盛档：《信义洋行洋东德满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

　　⑧盛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六日，银行总董致盛宣怀电函。《通商银行总董公信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

　　⑨盛档：李鍾珏、顾詠銓、王存善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⑩盛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七日，盛宣怀致温颐电函。盛宣怀：《愚斋存稿》卷61，第20页。卷62，第23页。

　　(11)盛档：《盛宣怀致孙宝琦函》。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1-298页。

　　(12)盛档：《盛宣怀致孙宝琦函》。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1-298页。

　　(13)盛档：《温佐才致盛宣怀电函》(民国元年十月)。

　　(14)毛啸岑：《通商银行五十四周年行庆感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

　　(15)汪敬虞：《近代中国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12—13页附表。

　　(16)盛档：据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年(1913)洋帐房、华帐房帐册往来客户名录统计。原件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

　　(17)盛档：据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年(1913)洋帐房、华帐房帐册往来客户名录统计。原件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

　　(18)盛档：见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纪录、公信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