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军从这里走来(2)

　　但是，苏联对我援助是有保留的，出售的导弹并不是最先进的，而是即将停产或准备替换的装备。有些关键部件不配套，如横偏校正振荡器的晶体等，有些装备备件不全，有些则是旧品。后经反复交涉，缺件才陆续补齐。

　　尽管如此，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对我国研制尖端武器和培养骨干人才的起步阶段，依然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不断加深，特别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后来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军事援助由局部限制发展到全面毁约，迫使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依靠自身力量突破“两弹”技术，发展尖端武器装备。

　　“神秘的学习”

　　至今依然健在的炮兵教导大队学员，遥想当年大队组建的如烟往事，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审严，保密严。

　　来自黑龙江松嫩平原的高同声，1957年毕业于北京炮兵学校仪器侦察系大专班。事先毫不知情的他，与其他6名同学从1300多名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被军委炮兵干部部选中。高同声后来获悉，教导大队机关干部和第一期学员，由总政干部部和炮兵干部部从军委炮兵、国防部五院、总部机关以及海军、空军、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诸军兵种精心遴选。面向全军选拔学习掌握尖端技术的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真可谓千淘万滤、“百里挑一”。首先要求政治上无瑕疵，必须绝对可靠；再就是文化程度较高，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和一定专业特长，事业心强，有发展前途。当时符合这些条件的干部堪称凤毛麟角。政审严格遵照总政关于从事国防尖端工作的标准，既看现实表现，也审查个人历史、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不能有任何问题。

　　从选拔人员开始，极端严格细致的保密工作就紧随相伴。被指定选人的单位，只知选拔条件，不知被选人要干什么；选中人员只通知报到地点，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并且领导谈话后，必须当天打背包出发。从锦州炮兵学校过几道“筛子”被选中的佘克成，来北京时只说到炮兵司令部报到，至于为什么要去那里、去干什么，都是一头雾水。来京后在炮兵招待所遇见自己学校的政委龚兴贵大校，他高兴地拽住老政委胳膊问：让我们来干什么？龚兴贵摇摇头，说我跟你一样，真的不知道。至今回忆起来，佘克成脸上还浮现出几分神秘与幽默。

　　许多学员都难忘来炮兵教导大队报到当天的“第一课”：指导员宣布保密纪律，明确保密要求。强调教导大队的性质、任务和驻地情况均属国家核心机密，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无一例外。作为教导大队学员，保守军事机密是第一天职，必须守口如瓶，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对任何人泄露导弹专业机密，包括父母、妻儿、亲朋好友、老上级、老战友等。对外联络要使用部队代号、编号信箱。学习期间驻地不准会客，一般不要请假外出。若出营区大门，需将学员证更换成外出证，防止证件丢失造成泄密。特别强调：发展尖端技术关系国家命运，保守机密务必慎之又慎，这是重要的政治纪律。

　　炮兵教导大队营区同样尽显保密之严。内分甲、乙、丙、丁4个区域，各区之间用栅栏分隔，学员不能越区走动。一次看电影，学员陈敏健请假上厕所。刚走到最后一排，突然有人顶一下他的后背，低声说“不许动”！陈敏健下意识地想：糟糕，自己可能违反了哪条规定！回头一看，却是几个原单位的老战友，不禁喜出望外。原来这些战友是晚他几天来教导大队报到的，因不在一个区平时无法联系，半年多都没见过面。

　　若超越时空顺序继续回放一帧帧褪色的历史画面，炮兵教导大队学员还将经历如下难忘的往事：正式开课，他们使用的保密笔记本均统一配发，页码有统一编号；下课后，要以教学班组为单位统一装入保密箱，打上泥封送交保密室。苏联专家授课在黑板上画的图形、书写的公式，课后要全部擦除以防泄密。导弹武器统一称之为“部件”，各种装备一律使用代号。没有操作大厅，大队组织学员在营区操场搭脚手架，外挂大片的苇席，靠“土法上马”建成几十米高、既宽敞密封又好的操作训练场，保证白天也能隐蔽安全进行导弹垂直测试、加注和初级点火训练。组织野外演习，大型装备必须做变形伪装，部队要在深夜出发和行军，经过的村庄路口全部戒严，不准任何人靠近观看。

　　更有甚者，几位曾是聂帅老部下的开国将领，提出要“见识见识”导弹，即便说破嘴皮甚至“赖”在聂帅家不走，最终也未“得逞”。军委炮兵机关努力压缩知密范围，主管导弹部队的炮兵技术部，相关文件均由专人保管，按级指定专人传阅，任何无关者不得接触。凡此种种，使得许多从炮兵教导大队走出来的同志，都称这段难忘经历是“神秘的学习”。

　　1958年1月11日，灿烂的霞光给严寒笼罩的卢沟桥畔带来几丝早春气息。一批肩负神圣使命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汇聚于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隆重举行首期开学典礼。正式学员为533人，另有总参作战部、总后军械部、空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等单位见习人员150人，总计683人。

　　军委炮兵司令部参谋长陈锐霆少将作开训动员。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开国将领，1925年从山东青岛考入黄埔军校7期，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起义后担任新四军炮兵处处长兼炮兵司令员，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渡江战役打响前，4艘悬挂米字旗的英国海军护航舰公然闯入我军防区猖狂挑衅，陈锐霆指挥炮群奋力反击，把“紫石英”号等英舰打得落花流水。将军身材伟岸，讲话声震屋宇：炮兵教导大队的成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有了射程远、威力大的导弹武器，我军如虎添翼，将会更有力地保卫和平。“老炮兵”铿锵激昂的一席话，更使学员们感到来这里学习导弹尖端技术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机会难得，千载难逢，无上光荣。

　　在热烈的掌声中，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作动员讲话。他形象地说，在火箭技术和导弹武器装备面前，我们还是个不会走路的孩子，现在刚刚起步。我们深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在启蒙老师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辛勤努力，一定能会走、会跑，成长壮大！钱学森语气平和但韵律感很强的讲话，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一定要把苏军先进技术学到手”的口号，化作刻苦学习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动力，深深镌刻在全体学员心中。

　　是的，此时的战略导弹部队虽然尚处襁褓，但这是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可以预期不远的将来，她一定“会走、会跑，成长壮大”！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

　　1954年10月，一块从广西发掘的铀矿石，令毛泽东欣喜不已。他紧紧握住专程来到中南海报喜的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的手，连声称赞干得好，并意味深长地讲：这可是决定命运的哟！——半个多世纪后的2009年9月，已是94岁高龄的刘杰老人向第二炮兵军史馆筹建办公室征集史料文物的同志回忆此事，饱经沧桑的脸上依然绽露出少有的激动。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彭真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关于发展我国原子能工业的汇报。铀矿石接近核测试仪发出的警示音响，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浓厚兴趣。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时踌躇满志地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956年可以称作我国“两弹”发展的起步之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委员，他特意把钱学森由第37桌调至第1桌自己座位的右边，风趣地对这位刚从美国辗转回国的大科学家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我看呀，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3天后，曾亲自组织援救钱学森回国的周恩来，郑重约请这位航天专家，尽快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自主研发导弹的意见书提交中央。4月13日，中央批准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旨在加强对导弹研制和发展国防航空的组织领导。10月8日，成立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主抓火箭发动机和导弹研究工作。紧接着，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负责组织核工业建设和原子武器研制。

　　正如“两弹”元勋钱三强讲的那样，“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实施封锁禁运给我造成极大困难，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援华专家更使我国“两弹”研制雪上加霜，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信鬼不信邪，凝聚起整个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推进“两弹”事业稳步发展，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世人瞩目的奇迹———

　　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2号导弹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中国“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由东风2号甲导弹运载的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这是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次成功进行的“两弹”结合试验。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两弹”相继横空出世，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早日崛起于世界东方，逐步形成今天这样的战略威慑与实战能力，提供了重要牵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作者系火箭军军史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