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杭州的吃和穿(2)

　　衣冠服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时期服饰时尚有了显著的变化，民国时期的服饰是等级制度崩坏以后的产物，而服饰时尚一旦形成，则又反过来对传统的等级制度构成一种冲击。

　　剪辫风潮

　　辫发、缠足、八股文并称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陋习。在清代，此三者曾为西方国家视为野蛮和落后的标志；西方人甚至说：“世界人类由下等动物而进化，中国人不十年必退化为禽兽。”所有这些既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产生了对愚味落后的一种“自觉”或“自省”。同时，在近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拖着一条长辫子，行礼不便于脱帽，健身不便于锻炼，做工不便于开机器，练兵不便于操练，且每天还得花时间去梳头发、编辫子，勤洗更费时间。因此，剪辫断发运动在近代形成一股风潮，成为中国人改变其外在审美形象的重要举动。

　　剪辫运动首先在留日学生中开始。而留日学生归国后，则将此种风气传播到了国内。1903年，杭城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且官方并不严禁，这表明清政府统治力的衰弱。但剪辫毕竟为不合法行为，故遇有科举考试，应试者仍需带上假发辫。

　　1911年1月15日，由前刑部侍郎和出使美、秘、墨、古大臣伍廷芳发起，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剪辫大会，参加人数有四万余人。当日剪辫者即千余人，较之十年前章太炎在此处愤然断发以明志的孤胆英雄之举，真是前后恍若隔世。消息传至杭城，杭州市民纷纷效仿。剪辫成为杭城一道新的景观。

　　杭州光复后，浙江临时省议会把移风易俗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禁鸦片，放女足，剪发辫，禁止婢女，禁止贩卖人口等。这对杭州清末已开始的风俗改良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市民们认为“不剪辫子不算革命，也不算时髦”。政府倡导于上，民间行动于下，杭州的剪辫运动狂飙突进，尽管其间抵制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辫子习俗终于被革除。

　　辫子革除之后，各种发型逐渐流行起来，讲究发式发型的理发店应运而生，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剃头店。城镇男子初为光头，继为平顶、圆顶，后通行三七分西发。乡村男子多为光头，男孩多“瓦爿头”。有人还在报纸上呼吁设立女子理发店：“男子剪辫子后已有理发店，女子反无整容之所，诚为女界之一大缺点。况现行时代新髻及背面斜鬓松辫等妆非请人代梳不可。故宜速于各省通都闹市之中开设女子理发店。”此后，男女理发便在杭城兴起。理发店分为本帮、扬帮。本帮理发师来自浙江本地，扬帮来自江苏、上海。规模较大的店有孔雀、时美、如记、东亚、春记、溶溶等数家。这个过程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显示了民国初年革故鼎新社会潮流所向的威力。

　　那时的女性发式，时髦的也有十余种，如处女式、刘海式、圆弧式、水波式、镰刀式、垂翼式、垂苏式、绞练式、平分式、定波式等，男子的打扮也无奇不有，青年人流行德国威廉二世皇帝的“威廉式”小胡子。

　　西服、中山装与旗袍

　　遍及全市城乡的剪辫风潮，为人们装束的革新以有力的推动。民初的剪辫是一个政治问题，却意外地促进了服饰的改革。诚如孙中山所指明的：“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

　　清末，无论男女老幼，衣色以青、蓝、黑为主。衣料贫富殊异，富人多用绸、缎、绢、纱、皮，贫者多用土布。从衣式看，男性不论长衫短袄，内衬外罩，一般都是大襟。富者以长衫为礼服，出门作客，外加马褂，以示庄重；劳动者除夏季外，多着短袄，长裤。女性为大襟喇叭式，齐膝短衫和长裤。男女裤子均无门襟。

　　服饰反映一个时代或某个人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是最鲜明直接的社会风情画和人物素描。中国古代的服装有很多值得赞美的地方，但古板单一、等级观念强、庄重有余、自由不足。

　　自辛亥革命后，服饰的形制为之一变，出现了百花齐放的自由局面。

　　西服首次得了官方的认可，并被定为礼服。尽管在辛亥之前，杭州穿西服的人已不是凤毛麟角，衣饰崇洋风气在留学生、官员、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但在那个时候，满街都是长袍马褂，更多的人把西服视为假洋鬼子的表征。辛亥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式服装已被杭人广泛接受。当时，奉帮裁缝制作的西服饮誉杭城。他们靠工艺精湛著称，又以“罗派”为主，即俄国式西服，讲究“做出乃胸、肩头平服，束腰得体”，具有壮美之外感，与日式、欧美式的西服讲究潇洒和针脚细密等工艺稍有不同。旗下有一家“皇家服装店”，是杭城唯一的奉帮店，店主何荣庭手艺高，名气大，工效高，收费较一般店高出5—10倍，但仍门庭若市。因而高级政府官员、富绅，都曾到“皇家”做过西服。

　　1912年秋，中央参议院还通过了民国礼服的式样，有3章12条之多，并附图样，大体为：男子大礼服，白天为西方大氅式，晚间用后为圆形的燕尾服，裤子皆为西裤；男子常礼服，可在西式和袍褂式中自由选择，皆为黑色。女子礼服，下为裙，上用与膝齐的对襟大长衫，周身加刺绣的花边。这种礼服反映了民初服装的更新，也透视出当时思想的活跃。

　　穿西服风气带来了一个结果，即洋货呢绒供不应求，而国货丝绸却大量滞销。针对这种情况，上海、杭州等城市有一些人发起组织“剪发不易服会”，倡导使用国货。由孙中山创制的中山装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流行的。中山装是孙中山为促进服饰的改革，经过多年观察比较，结合中西装的优点，创制出的融合中西服装文化的服装。与传统服装不同，中山装保留了西服贴身、精干的风格，但又融入了中国格调，强调对称、凝重，且价格明显低于西服，因此比西服更合乎中国人的口味。到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修订的《民国服制条例》，便把中山装确定为礼服之一。此后数十年，中山装逐渐成为杭州男子普遍喜爱的时装。

　　紧接着深化服饰审美主题的是旗袍的风行。旗袍源自满清妇女服装。为适应现代女性的审美心理，一种尽量达到显示女性体态曲线美效果的新式旗袍诞生了。它是利用传统服饰，融合中西美学标准的成功尝试，也是大众审美风尚中现代性因素的展现。20世纪20年代后期，旗袍几乎成了杭州新女性的标准服装，连女学生都广泛接受了它。中小女学生不宜穿锦着缎，所以流行的是青布旗袍，令人感到少女的纯洁、美观、时髦。

　　民国初，一般男子都戴尺帽（也叫西瓜皮帽，黑缎质料），有钱人和地方绅士则戴呢帽，也叫礼帽或铜盆帽。后来改戴皮帽。抗日战争时期，流行毛线帽。妇女一般不戴帽，抗日战争时期，流行毛线帽时，中老年妇女也都戴之。

　　与服饰变化相适应，衣饰业也发生了变化。民国前杭州有提庄，专销各典当行中到期不赎的满当衣服，因为没有服装店，衣服均由裁缝量身定制，服装之式样变化不大，所以提庄生意很好。但民国服饰风气发生变化，衣着追求时髦新式，提庄于是逐渐淘汰。新兴的服装业兴起，并以缝纫机代替手工，以所制服式不同而有红帮、大帮（操衣帮）、衬衫帮、童装帮、风雨衣帮之分。当时较大较著名的店有三元坊、清河坊之恒昌祥、瑞茂祥等，承制各种制服。官巷口有益新祥、宝和等操衣店。迎紫路有张顺兴、毛顺安等店专制西服。此外，因为民国后风行皮鞋，在杭州太平坊先后出现广合顺、太昶、升昶、久大等皮鞋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