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基督教中国化的探讨及局限

辛亥革命网 2019-04-09 09: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德明 查看:

近年来,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对于此问题即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近年来,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对于此问题即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近代基督教来华初期,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具体表现在:由西方传教士管理教会,差会提供经费,传教士担任布道主力。因此,基督教常被认作“洋教”。这种性质使得基督教在华传播步履维艰,加之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冲突,也导致教案频发。故促进作为西方宗教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及文化融合汇通,实现教会的中国化,成为彼时中国基督徒追求的目标。

  民国时期,广大基督徒针对如何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纷纷在教会报刊上撰文,建言献策。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前后,教会人士受到强烈刺激,对此问题的讨论达到高潮。他们的建议大体包括以下方面:在华基督教摆脱西方色彩,彻底与中国社会、文化相融合,实现自治、自传、自养等要求,教会由中国基督徒自治,经费由中国人捐助,不再接受西方差会接济,传教士在布道、管理中处于辅助地位,重在发动中国信徒布道,独自开辟传教区域等。

  关于基督教的中国化,彼时基督徒最常用的定义为本色化,并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在报告书中对此问题曾称:“我们所称为本色的基督教会,一方面仍与世界各宗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有连续不绝的关系,一方面是要实在适合中华民族本有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经验。”王治心在《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一文中认为:“所谓本色教会者,就是改造西洋化的教会成功适合中华民族性的中国教会;这种改造,并不是动摇基督教的真理,不过使中国古文化与基督教真理融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适合于中国民情,而不致发生什么隔阂。”可见,彼时基督徒强调的本色教会是要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以使其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心理。赵紫宸称:“本色的教会,要把基督教和中华古文化所孕涵的一切真理化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底宗教生活和经验合中国土风,不至于发生不自然的反应。”诚静怡则认为本色教会应注意,如何使基督教在东方适合东方人之需要?如何使基督教事业融洽东方之习俗环境、历史思想与其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之数千年结晶文化?他还称本色教会“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丑号”。对于如何实现本色教会,周风在《本色教会的讨论》一文中提出,本色教会之目的可分为两层:从消极方面来说,是铲除教会中的西洋色彩,以免除外界的疑忌;从积极方面来说,是改良教会的内容,使适合于中国的民族之精神及文化,俾中国民众格外容易进入基督教的门户。但是,彼时基督徒也看到本色教会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并且不能丢掉基督教的本真,仓促应付建设,认为“来一个洋教,勉强戴上儒冠,穿上道袍,蹈上僧鞋的绝对的不是本色教会,也绝对的不是所谓‘本色基督教’”。

  民国时期,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仍存在很多冲突,导致当时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并无好感,故有基督徒对如何增强两种文化的协调进行探讨,以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有基督徒呼吁“利用中国思想、艺术、仪礼、心情,使基督教真理与中国文化打成一片,促其深深潜入中国魂灵中,使其中国基督化”。范皕诲撰写多篇文章比较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古代圣贤的内修功夫与上帝之关系》《中国的伦理文化与基督教》《耶稣圣诞与中国古礼之联想》等,试图从中找到两种文化的沟通对话之路。吴雷川比较基督教经典、儒家经典共同之处,提出:基督教的道理,有一部分用儒书来证明,就可以解除多少遗传的迷信。也有基督徒认为神学与宗教是互相因缘的,故基督教中国化首先应是神学的中国化,而这又要求神学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还有基督徒提倡基督教文字工作的中国化,须适应中国教徒的阅读习惯,适应不同阶层的需要,特别是需要有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本色化的著作。对于基督徒阅读最多的《圣经》,张亦镜提出:“圣经及译来之颂主诗歌,于求其恰符原文义外,尤宜字字句句有中国文学上之价值,读之耐人寻味,无不通及强凑的句子,叫外人看见耻笑。”对于有些教徒希望基督教得到中国文化承认,吴雷川在1936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大可不必,称“当此世界一切正在大转变之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将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必要同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同有绝大的演进,同存未来的新中国中有新的结合”。

  由于基督教来华初期坚持一神论,反对基督徒祭祀祖先,导致出现很多矛盾。此时期基督徒提出在尊重中国文化基础上,对此仪式进行调适。例如,诚静怡在《本色教会之商榷》一文中提出:“近年教会领袖乃议定基督教之敬祖方法,于指定时期,合全体教友前诸茔地,举行纪念礼拜。此种折衷办法,既不与基督教义有何抵触,而一方面适合国人心理。”周风则认为,对于中国自古有之的这种祭祖孝敬的原则,自然应当采取,而且基督徒可取别的仪式来替代。他提出:清明节时,教会于此日,可以鼓励教友修理坟墓,或在坟场举行植树等礼,以代替银锭酒食等祭祀的虚礼。七月十五中元节时,教会于此日,可以举行父母子女同乐会,以促进恩慈孝敬之义。这种在祭祖上的变通方法,既可使民众不再误会基督教不重视孝道,也把中国文化和思想加入基督教本身之中。

  因彼时民众视基督教为“洋教”,对其并未认同,故有基督徒建议基督教中国化应刷净教会中的西方性质,摆脱在华基督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例如,周风认为要铲除西洋色彩,需要使各教会机关一律取消外国的国名,一律不用外国国旗,教会不承受领事裁判权及任何外国的保护;应当使教会公认教会的财产是教会的,不是属于任何国家的,从而务使民众不把基督教与外国联想在一处。

  对于如何改革和建设中国化的教会,沈亚伦在《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一文中曾指出,有基督徒主张建造礼拜堂,要改为中国古式;基督徒唱诵的诗歌也要改用中国调;在礼拜时则模仿佛教,可以供香案,燃点香烛,跪读经文。还有基督徒提出在教堂中悬挂中国书画,对于丧葬礼节,鼓吹顺从普通俗尚,恢复祭礼。也有基督徒提出中国化教会改革必须注意两方面:一方面要不妨碍基督教的真理和精神,一方面要研究民众的文化习尚。但对于基督徒违背一神信仰、一夫一妻规定,进行赌博、吸食鸦片、买婢置奴等活动,坚决不能允许。

  当时基督徒对于教会自立特别重视,认为这是解决基督教中国化问题的关键,大体包括自理、自养、自传、自修等。贾玉铭在《中国教会之自立问题》一文中强调:“是以我国教会,一日不自立,则一日不能完全奋发,一日不将洋教之意味,从人心理中泯除,则一日不克完全推广而发达,故就外人心理而论,此自立教会一端,亦迫不及待也。”当时很多基督徒对如何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因中国教会极为缺乏经费与人才,自治尤难实现。因此,彼时基督徒特别提倡培养中国本土的教会人才,有基督徒建议:“教中之牧师与各职员,亦当熟视会中之教友,有堪任教会之责者,留意栽培训练,俾以服役教会为荣为乐。”还有基督徒提倡自治应当培养教友之责任心,栽培高等之教会领袖及增高教友之道心程度等。

  因中国基督徒本身捐献有限,教会经费多靠西方提供,故如何实现教会自养也是基督徒关心的问题。有的基督徒建议教会中的牧师应鼓励基督徒多加捐献,说明自养的重要性,养成捐献习惯。还有基督徒建议教会宜实行什一之捐输;各堂通力协助;预筹自立基金;兴办实业等。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经费大为减少,中国基督徒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0年发动的“五年奋进布道运动”中特别提倡“受托主义”,意图使基督徒有强烈的奉献意识,愿意将生命、财产、光阴以及一切为教会所使用。此外,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初期是布道的主力,中国布道员只起辅助作用,而一般基督徒甚少有主动布道的意识,但此时期仍有不少基督徒呼吁发动所有中国基督徒进行布道,实现教会的自传。

  然而,受财力、人力等种种条件限制,民国时期大部分中国基督徒虽然呼吁中国化,也看到了基督教在华传播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将他们的呼吁完全落实到教会改革实践中的基督教派却不多。当时在华大部分教派始终存在对西方差会的依赖,真正的本土教派还是少数,这也是基督教未在民国时期实现中国化的关键原因,这一目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自”爱国运动才得以完全实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年运动与1930年代基督教中国化研究”(17CZJ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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