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鸿：奥运会上的第一位中国裁判

　　民国年间，中国曾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三届奥运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选手均未获得任何奖牌。虽然对于积弱百年的中国而言，这些选手完成了古老中国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对接，但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大国，这终归是一个难以言宣的痛楚。

　　其实这几届奥运会留给后人的并不只是酸楚和无奈，也有欢欣与鼓舞，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人舒鸿作为本届奥运会篮球决赛的裁判，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体育人的风采，舒鸿也由此成为奥运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裁判。

　　考取中国首批国际裁判

　　舒鸿祖籍浙江慈溪，出生于上海，父亲舒高第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几十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科技翻译家。舒鸿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赴美国留学，在春田学院攻读体育专业。春田学院素有“篮球摇篮”之称，当时舒鸿的导师就是篮球运动创始人奈·史密斯教授。1925年，舒鸿又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了卫生学硕士学位。

　　1925年，舒鸿学成回国后在杭州之江大学执教。此间，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1927年至1928年，他担任了该会会长。

　　中国早期的体育比赛并无裁判一职，据说当时参赛运动员看见谁犯规，只要喊一声即可，后来因参赛者胜负观念增强，便请第三者担任中间人，这就是裁判的前身。这些第三者并不一定懂什么比赛规则，只需临时告诉他几点注意事项，就开始执法。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的一些重要赛事开始聘请外国人担任裁判。

　　1928年，上海准备举办一场篮球比赛，按照惯例，裁判一职将由外国人担任。但舒鸿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中国人参加的比赛，中国裁判也可执法。

　　舒鸿的建议引起了争论，外国裁判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国人无资格执法体育赛事。这时有人提议，申请执法比赛的中外裁判统一参加考试，由当时最为权威的美国裁判会提供试题并阅卷打分，成绩合格者即可获得裁判资格。当时有九人参加了考试，其中有舒鸿、乐秀荣、吴邦伟和蒋湘青四位中国人。考试结果出台后，出乎人们的意料，所有参加考试的中国人全部合格，得分最低者为88分，而牛皮哄哄的外国裁判却只有一人及格。舒鸿等人均被美国裁判会接收为正式会员，他们也是中国第一批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裁判。

　　筹办“四运会”

　　舒鸿一生的理想是提高全民体魄素质，让中国人丢掉“东亚病夫”的屈辱帽子，他认为只有有了强壮的体魄，才能建设国家，报效国家，这也是当时人们常说的“体育救国”。

　　1929年，杭州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经过当时浙江省政府的力争，原定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决定易址杭州。

　　民国以来已开过三届全运会，但这三届全运会的所有组织、裁判等工作，均由外国人担任，国内体育界对此早有意见。1929年4月，教育部公布《国民体育法》，决定举办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各项组织工作均由国人担任。国民政府要员戴季陶在《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教育意义》中指出：“由中央政府发起、主持，这次第四届要算第一回。”国民政府还专门通电各省：“奉中央政治会议193次决议，聘任蒋中正为大会名誉会长，戴传贤为正会长，张人杰（张静江）、何应钦为副会长，朱家骅为筹备主任。”

　　对于如何筹办“四运会”，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心中也没有底，他找到当时在国内体育界已赫赫有名的舒鸿，聘请他担任第四届全运会设计股股长，具体负责运动会的场地建设、制定竞赛规则等工作。

　　舒鸿接受了张静江的任命，当时“四运会”的当务之急是建设运动场，舒鸿带人在杭州城里城外四出踏勘，寻找一块适合召开大型运动会的场所，最后选定了一个叫“大营盘”的地方。

　　大营盘历史上就是杭州的屯兵之所，有军营、兵士操演场，还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场地开阔，东有东河，西有中河，两条河流将大营盘分割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

　　在张静江支持下，大营盘被辟为“四运会”比赛场地，驻扎于此的军队也立马腾出地方，此时离大会开幕已不足半年了。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四运会”主运动场如期完工，据舒鸿后人透露：“除了全运会正常雇用的民工劳动力以外，驻在大营盘的军队也参与了工地的建造工作。”虽然大营盘确定为第四届全运会所在地，原来兵营的房子并没有完全拆除，士兵也没有全部撤离，士兵们简陋的营房就成了全运会运动员的住所，运动会结束后，这些房子又还给军队使用。

　　关于“四运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时一位叫刘长春的运动员获得了男子短跑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冠军，据说前两项还打破了亚洲纪录，他也由此赢得众多女观众的青睐，运动会期间竟然收到了一百多封情书。舒鸿后来忆及此事，不无幽默地说：“想不到会场外为运动员专门设计的邮箱，居然变成了一座鹊桥。”

　　执法柏林奥运会

　　柏林奥运会即第1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大会于1936年8月1日正式开幕，16日结束。参加这次奥运会的有来自49个国家的3963名运动员，其中女选手331人，男选手3632人。中国共派出69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等6个大项的比赛，但均未取得任何奖牌。

　　舒鸿以中国篮球队助理教练的身份参加了柏林奥运会，这是篮球运动第一次进入奥运会，最后美国队和加拿大队进入了决赛。但由谁来执法这场决赛却成了大会组委会的一个难题，因为有美国队参赛，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美国裁判需要回避，而当时篮球传入欧洲时间不长，来自欧洲的裁判也难以胜任。这时有人提出由来自中国的舒鸿担任裁判，他在奥运会预赛时曾执法过几场比赛，表现不俗，但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中国体育水平整体不高，中国裁判没有资格执法奥运会决赛。

　　美国篮球队助理教练杜平是舒鸿留美时的同学，极力推荐舒鸿执法本场赛事，这时舒鸿的导师史密斯教授也应邀来到柏林，组委会征询他的意见时，史密斯很干脆地说：“舒鸿是我的学生，我向你们保证，他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

　　组委会采纳了史密斯等人的意见，同意舒鸿执法柏林奥运会篮球决赛。8月14日下午，决赛开始，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都来到现场为舒鸿加油。比赛进行到一半，忽降大雨，露天的红土球场泥泞不堪，更是给裁判执法增加了难度。与一群高大的篮球运动员相比，舒鸿还不到他们的肩膀高，但他以准确公正的判罚、挥洒自如的表现，很好地控制比赛进程。最终，美国队以19∶8战胜加拿大队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全场欢呼，为这场精彩的比赛和舒鸿喝彩。

　　据舒鸿后人回忆，当时《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国内媒体都对此事做了大篇幅报道，中国代表团随团记者冯有真在报道中这样写道：“裁判一职，由我国教练舒鸿担任，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誉。”

　　当时舒鸿正在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从柏林载誉归来后，浙大校长竺可桢为舒鸿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1949年后，舒鸿婉拒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邀请，继续留在浙江从事体育教学，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时，舒鸿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后来又相继担任了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体委副主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1964年7月，舒鸿因病逝世，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