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围绕《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较量

辛亥革命网 2014-09-19 09:40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马鸿雁 查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国联舞台一面和日本进行斗争,一面向各国请求支持,以便使日军撤出占领区域。


溥仪会见来访的李顿调查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国联舞台一面和日本进行斗争,一面向各国请求支持,以便使日军撤出占领区域。

  在国联理事会上,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建议组织国际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随后又多次要求派中立国监视日本撤兵。但遭到日本代表的反对,日本甚至威胁说:日本政府对视察团不负任何责任。但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基本实现了对东北三省的控制后,自以为控制住了局势,突然同意国联派调查团来我国东北,条件是调查团“也要调查中国方面维持治安之能力以及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情况”。

  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的14个理事国一致通过决议案6款,“决定派调查委员会到当地调查一切能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友谊之事件”。决议案还规定:该调查委员会不得过问中日两国政府之交涉;不得干涉双方军队之行动;调查团只就双方有争执之处写成调查报告,“并欲考究责任之所在”。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主要成员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团员四人是:曾任菲律宾副总督的美国人麦考易;曾任驻安南(今越南)军司令官和法国殖民地防御委员会主席的法国人克劳德;曾任德属东非洲总督的德国人希尼;以及曾任驻南美各国公使的意大利人马克提。中日两国为协助调查团工作,由中国派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参加。

  调查团2月3日从欧洲出发,先到美国,再经太平洋绕到远东,2月29日始到达日本东京,3月8日抵大阪,与日本政要进行商谈;后于3月4日到达上海,与中国代表顾维钧汇合,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调查了有关“一二八”事变的情况后,于3月26日抵达南京。30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会见调查团。4月9日,调查团由天津进入北平与张学良会谈,4月19日离开北平赴东北,21日抵沈阳,并访问长春、吉林、哈尔滨,21日自哈尔滨南返,6月5日回到北平。从7月4日至7月20日,调查团再次去日本东京半个月,与日本政府进行洽谈。

  调查团在我国东北期间,虽然遇到日本的重重阻挠,但广大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包括商人、银行家、教员、医师、警察、商贩、工人等,克服种种困难,设法与调查团作私人谈话,并通过各种途径寄送给调查团的书信材料达1500余份,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要求国联调查团主持正义。

  从7月20日后,国联调查团在北平编制报告书,又历时一个半月,9月4日调查团各委员在报告书上签字,直至10月2日才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和日本东京、中国南京三地同时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日纷争委员会报告书》,通称“李顿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在前半段肯定了其“非”在于日本,但在后半段则要迫使中国作重大的让步:即要在东北成立“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保留的权限只有“条约及外交关系,关税、邮政、税务之管理权,行政长官之任命权,以及履行国际协定之命令权”,其他均归属于“东北自治政府”。这样的原则,等于对日本所制造的“满洲国”现状几乎是要完全加以追认,且使之固定化。

  对此,蒋介石在10月9日夜的日记上记下:“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报告书中前八章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余对此认为有修正或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又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余于是又知昔者郑子产之慎于辞命之用心苦矣!”

  而日本对于“李顿报告书”则表示完全不接受,鼓吹“要对该报告加以痛击,使至于体无完肤”。

  为了推动大国提出支持中国的方案,也为了阻止国联通过有利于日本的解决方案,国民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配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和裁决:其一是放弃并拒绝与日本进行直接谈判,其目的是尽量推动国联对日本做出严厉制裁;其二是加强对国联和美国的外交活动,派顾维钧(驻法公使)和郭泰祺(驻英公使)与颜惠庆组成代表团参加国联大会;同时派施肇基为驻美公使,加强对美国政府的工作。代表团人员也在国联会议召开前积极与各方接触,交流看法,争取支持。同时,外交部还致电代表团,建议采取“最好令日方先行攻击报告书。我方于反驳时说明自己立场”的辩论策略,争取国际同情;并将外交部对报告书关于解决东北问题十条建议的具体意见,逐一开列,电告代表团,使其能够充分了解和向国际阐述国民政府对解决问题的态度及主张。

  国联为了讨论“李顿报告书”,于1932年11月21日召开了理事会,12月6日又召开了全体大会。中国代表颜惠庆发言,要求大会根据《报告书》宣布日本违反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督促日军“撤往铁路区域”;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政府不与其发生任何关系;根据盟约拟订并公布一项最后解决争端的报告。

  此后,国联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国家参加的19国委员会,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12月8日,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代表提出联合议案,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措施;“满洲政权”系日军存在的产物;要求19国特别委员会邀美、苏合作,在上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解决中日争端。由于大国的反对,4国联合议案未能成为决议。

  1933年1月8日,19国委员会起草了一个有关“李顿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2月18日,又就此问题提出一个建议案和报告书,提出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否认东北傀儡组织等。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的报告书。在表决失败后,日本代表松冈洋佑恼羞成怒地发表了一个声明称:“关于中日纷争问题,我们愿意和国际联盟合作的努力已经到了极限。”最后说了一句日本话——“撒哟那啦”(再见),便退出会场。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中国国民政府虽然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支持和道义上的胜利,但丝毫没有得到国联具体而实际的帮助,而国联对日本的公开挑衅除了抗议和谴责外,再也无能为力了。这对“一切依靠国联”、“一切听从国联”的国民政府说来,不啻是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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