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五大臣出洋内幕(2)

　　奕劻最早提出政治考察

　　关于五大臣人选的确定经过，李细珠曾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稿》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入探讨。据黄绍箕致张之洞的函电，内议首先确定派遣载振、张百熙、瞿鸿禨、端方四人，后因载振“面奏其父与瞿均在政府，出与外人相接，将来遇事恐有为难之处”，张百熙则以晕船为借口推辞，因此改派徐世昌和戴鸿慈，“徐以资浅得之，戴则临时拉入者；或云戴与端皆以条陈东三省事称旨，故具选”。吴敬修在给张之洞的函电中则称，据其从鹿传霖和瞿鸿禨处了解到，最初拟派人选为载振、张百熙和瞿鸿禨，“振不愿往，张以晕船辞，瞿因本初（袁世凯）愿徐（世昌）往，乐得推让”。至于添派绍英，则是“专为泽公（载泽）而设，绍系泽舅，又为邸（奕劻）戚”。除了这些函电，潘崇还结合《大公报》《时报》的相关报道，对这一问题作过较为全面的探讨。

　　不管是黄、吴的函电，还是媒体报道，均与李宗侗所述情况有较大出入。当然，这些“旁观者”的函电及媒体报道均属相对外围的材料，相比之下，直接参与决策的军机大臣们在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更具说服力。1905年7月，在商讨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问题时，军机大臣共有奕劻、鹿传霖、瞿鸿禨、荣庆、徐世昌五人（铁良于该年8月26日始入军机，已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命令发布之后）。除奕劻之外，其他四人均有日记传世。其中，鹿传霖、瞿鸿禨两人的日记留存不多。河北省博物馆保存有两册鹿传霖的日记，其中甲册始记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十日至十一月初七日止，中缺九月廿五日至十月初七日一段，乙册始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止。瞿鸿禨留存的《使豫日记使闽日记》，亦未见与此事相关的记载。荣庆、徐世昌两人的日记则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他们在日记中关于五大臣出洋一事的零星记载，成为探究此事的重要线索。

　　据《荣庆日记》载：1905年6月30日，“入值，有王相（王文韶）开军机优旨，徐世昌学习行走旨，顺王补都统旨。”7月4日，“入值，邸（奕劻）商派员考察政治事。”7月9日，“入值，商遣使考察政治，邸以贱名闻，谊不敢辞。”7月16日，“卯入值，派泽公、戴少怀（戴鸿慈）、徐菊人、端午桥（端方）分赴东西洋考察。”从这些内容看，6月30日，王文韶因年老退出军机，与奕劻关系极为密切的徐世昌开始进入军机处。仅隔数日，7月4日军机处便着手商讨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议题。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或许与李宗侗所言“军机中的内争”有关，但从前引荣庆日记中的记载看，最早提出这个议题的是奕劻而非徐世昌。7月9日军机处再次讨论此事时，奕劻所提的人选是荣庆而非徐世昌。荣庆自称“谊不敢辞”，但16日最终公布的名单里却没有他，为何如此则未见其在日记中作何说明（《荣庆日记》该年7月10、11日原缺）。

　　荣庆退出徐世昌补选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据未刊整理稿）逐日记载了这一时期他的活动情况。据载，1905年6月30日，“湖上由电话来馆，本日蒙恩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巳刻到练兵处。午刻回寓料理上湖，吴向之代拟谢恩折稿。到挂甲屯华卿（荣庆）宅。晤宝臣（铁良），同谒邸堂（奕劻），同访玖老（瞿鸿禨）……时事艰难，任钜责重，渥荷天恩，虑无以仰赞圣谟，不胜惶悚。”此后一段时期里，徐世昌每日均到军机处办公。7月4日、9日，军机处讨论遣使出洋考察政治问题时，他都在现场参与决策，但日记中他完全未记具体所讨论的问题及其个人看法。仅在7月16日上谕公布后，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奉旨派赴各国考查政治，又蒙派万寿入座听戏。回寓，会客，办公。午后会客甚多，兵部司员来回公事、画稿，练兵处正、副使亦来商公事。宝臣亦来久谈，晚饭后去，一日忙甚。”

　　徐世昌是晚清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亲历者，但在其日记中很难看到关键细节的记载，这是他日记记事的风格所决定（有如记流水账，较少流露个人喜欢哀乐），不无遗憾之处。不过，连续浏览在此前后数月的日记，仍能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徐世昌日记所载内容看，自1905年6月12日在天津与袁世凯面谈后至该年11月10日，近5个月时间里徐、袁两人未曾谋面（与袁世凯会面情况，徐世昌几乎是每见必记，这5个月左右的日记里没有留下任何两人会面的记载）。这一时期徐世昌在北京，袁世凯在天津，对于联手排挤瞿鸿禨如此重要的事情，若要居中联络，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面谈。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京津之间往来并非难事。因此，李宗侗所谓围绕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一事徐世昌在奕劻、袁世凯之间“奔走”联络这一情节颇值得怀疑。从日记中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徐世昌对瞿鸿禨仍颇为敬重，日记中凡提及瞿氏之处，多称“子玖前辈”、“玖老”，只有少数地方称“瞿子玖”。如果徐世昌此时真的与奕劻、袁世凯联手处心积虑要将瞿鸿禨排挤出军机处，他似乎没有必要在私密性较高的日记中还一再对瞿氏如此尊称。

　　此外，当时在位的五个军机大臣中，资历最浅的是徐世昌，因刚入军机不久，尚处于“学习行走”阶段（1906年1月9日徐世昌才“补授军机大臣”，去掉“学习”二字）。不过，当时年纪最轻的却是荣庆（1859年生），说徐世昌（1855年生）在五位军机大臣中最年轻亦与事实不符。综合这些因素看，李宗侗所谈“五大臣出洋内幕”提示在考察此事缘起时应注意军机大臣之间的人事纠葛，从这一点看自有其独到价值，不过其中不少细节均颇值得怀疑，引用时应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