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反日运动——文化外衣下的外交争夺(2)

　　美国在华人员的反日宣传，其目的并非仅仅是帮助中国，另一方面亦是出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需要。在美国外交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定程度的反日宣传，有利于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巴黎和会前后，美国一方面允许了在华美人的反日宣传，另一方面亦在对日外交方面进行了多方的妥协，在山东问题谈判的关键时刻，最终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分析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结合在华美人的反日宣传，可见舆论宣传与国家外交方针的复杂互动。总体而言，美国在华的反日宣传获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并给日本造成了舆论压力。

　　日本国内的主流媒体刊登各种评论，认为是美国人在背后唆使了中国的反日运动，其目的是扶植亲美势力，并最终将日本逐出中国。与美系在华报纸相对抗，日系在华报纸亦不遗余力地开始批评美国，日本与美国在华报刊的这种斗争可以通过“五四”时期的山东得以了解。

　　对于中国而言，美、日两国在华的斗争可以通过不同派系的反应而做进一步的理解。“亲日派”或“亲英美派”的提法或许失之简单，但却可以直观体现出中国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政策趋向。在维持各自团体小利益的同时，如何能借助外力维护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是各派的核心关注点。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团体所引导的。《益世报》被查封后，美国曾极力予以援救，希望能继续经营该报。《益世报》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对文化舆论的主导斗争已经势同水火。美国在华报人曾试图挽救被查封的《益世报》，但这种以“报纸具有美国背景而不得查封”的观念及干预方式，激起了北京政府的不满，这也从事实上干预了中国的内政。北京政府此时的外交主要是针对日本，《益世报》虽然主观出于爱国情感，但从策略上未必是上策；美国拯救《益世报》的主观亦同样出于善意，但却触碰了中国的内政，其形式并不受欢迎。

　　五四运动时期美国在华文化势力的参与引起日本决策层的关注，日本希望通过相应的文化措施挽回在中国丢失的人心。从国际政治的根本而言，无论英美还是日本，如果不能废除在华的不平等条约，而是继续以不平等条约特权作为其实现各自在华利益的工具，则从根本上并不能改善中国人的观感，所谓的亲日或亲美亦只是一时一地的暂时现象。这也是后来“革命外交”兴起的根本原因，并使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20世纪20年代最能鼓动中国人心的政治口号。在美国强势外交及文化的攻势面前，日本借重“东洋与西洋”这一固有的东西文化命题作为抵制美国宣传的工具，希望借同属东方文化的特性来笼络中国人心。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曾非常希望能与中国一起废除种族歧视，日本此举可以视为从东西方对立的角度而做出的外交举措之一。为了消除“黄祸之说”，日本提出在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宪章中增加种族平等的规定，并希望能得到中国代表的支持，但最终结果是威尔逊否决了日本的种族平等要求。郭春秧此时提倡孔教与中日亲善，亦是此种大的背景下的产物之一。

　　争取到中国人的好感，并非仅仅通过文字宣传等表面文章就可实现。能否放弃已经获得的在华特权及利益，是试验是否真心对华友好的标志之一。

　　民国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能够参加“一战”，其条件之一就是获得贷款，并要求列强同意延缓庚子赔款。中国人非常希望列强能够效仿美国放弃庚子赔款，日本外务省曾认真考虑过通过放弃庚子赔款来缓和中国的敌对情绪，并希望将庚子赔款用于文化事业建设，以培植中国的亲日势力。日本此举，意在仿效美国，借放弃在华庚子赔款营造出的良好对华关系氛围。

　　文化教育还是文化侵略？比较背景下日本对华文化政策的审视

　　近代中日关系中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并且牵涉到在华的各种国际势力的消长；它也不仅仅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问题，在华普通欧美人或者日本人的利益冲突往往会对各自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美、日在华的文化冲突，与其各自在华文化事业的发展模式及执行人存在密切关联。晚清以来，传教士在中国首创了一种不同的教育模式，而到“一战”时期，这种教育几乎都把持在美国人手中。美国在中国教育界所占的地位是靠退还庚子赔款得到的，这一点众所周知。大多数列强，如果他们的说法可信的话，那时候他们都只要求赔偿实际损失，但是美国所要求的（并且得到的）数字还远大于实际损失（这是评论家的说法），他们把多余的款项很“慷慨”地退回，用于在中国办学和选派学生留美。美国人的这些举动，从政治上、商业上来说都有充足的理由。越来越多受过美国影响的中国人在国内担任要职，而他们都深信美国是世界列强中对中国最友好的。

　　“一战”前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社会文化现象。若要准确客观地理解这些现象，不但需要考虑中国自身的历史环境，而且还需要联系当时的国际背景、国际关系。列强在实施对华文化政策的过程中，是离不开中国人的。就像郭春秧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个“爱国华侨”在自己的故乡兴修水利、开办学校、赈灾、兴孔教运动，如果只从中国这一方面来看，往往会将其归类于社会慈善活动范畴中而大加赞扬，但其实却是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尝试。目前，国内反日运动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不过往往只注意到中国的状况，却忽视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之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一战”后日美的势力角逐及其所引发的东亚政治格局重构，对中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在各国近现代史资料趋于开放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更广阔的国际关系史视角，通过进一步挖掘各类中外文献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把宏观的历史关怀与细致的资料考证相结合，才是进行中国近代史问题研究时应该采用的方法。

　　一个政策的出台，受到的影响是各方面的，本书仅选取了其中一个侧面，即在“一战”背景之下，日美在华竞争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上：欧洲列强暂时后退、日本积极扩张，成为东亚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崛起使日美两国成为东亚舞台上最有竞争力的对手。这种变化不但影响了中国的民族运动和政局变动，同时对美国、日本的外交政策、在华美国人、日本人的生活均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则揭开了“一战”后日本对华政策调整背景中的一个侧面。不可否认的是，在思考日本对华文化政策的调整时，还需要顾及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扬、共产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等意识形态的冲击等因素，但无论哪一点，都可以说是“一战”带来的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