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

辛亥革命网 2019-04-18 09:18 来源:团结报 作者:余建华 查看:

64年前的今天,万隆会议开幕。“和平相处、求同存异”是万隆会议的精神,“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则是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鼓舞下,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亚非地区已出现30个民族独立国家,但殖民主义在亚非地区的统治远未结束,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美国更是凭借在二战中获得的利益及其军事、经济实力,干涉他国内政,在远东、东南亚等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因此,加强相互间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支援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1955年4月18-24日,亚非29国的304位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秀丽的山城万隆成功举行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万隆会议与中国外交的开拓

  万隆会议是亚非各国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结晶。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离不开中国政府及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的关键作用与杰出贡献。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讲话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世界局势具有重大影响。中国虽然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但中国从会议酝酿阶段就积极响应、大力支持。赴会之前中共中央认真制定了具体的与会方案,并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确定与会总方针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为力求会议取得成功,中共中央强调,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应积极肯定和表达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要求和平、独立和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而不应使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挫败了包括“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在内的敌对势力的阴谋,会议期间开展了原则性与务实性相统一的富有成效的灵活外交,发表了“求同存异”演说,以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时代使命确立亚非各国团结合作的共同基础,解开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议,推动会议在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上达成包括万隆十项原则在内的最后协议;同时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会外外交”,4月22日与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解决了两国间几十年来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次日,周恩来又在缅甸等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台海局势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被国际舆论称为“万隆会议期间最轰动的新闻事件”。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以诚相待,广交朋友,显示中国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爱好和平的根本方针,消除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偏见、疑虑和误解,是新中国外交极其重要而关键的一步,随后掀起与亚非国家广泛建交的高潮。

  万隆会议也是中国在亚非地区打开外交局面的历史里程碑。万隆会议之前,除朝鲜、蒙古和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是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国。而万隆会议之后到1959年短短的四年间,就有尼泊尔、柬埔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1960-1964年,又有加纳、老挝等14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以中埃两国为例,万隆会议为中埃关系突破性的进展创造了契机。周恩来在赴万隆开会前应邀访问缅甸,在仰光会见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纳赛尔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也对新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两人共同推动会议通过了包含“万隆十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万隆会议后,中埃友好交往日益频繁,1956年5月30日,中埃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中埃建交的瓜熟蒂落,标志新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突破,对中埃两国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中非关系影响深远。

  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共同合作相得益彰,广大亚非民族国家获得独立主权,并通过南南合作显著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影响,新中国也因此获得多数亚非国家的外交承认,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并在1971年10月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万隆精神的当代弘扬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已成历史,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依存明显增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共同使命。

  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振兴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决定了中国在迈向具有全球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进程中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亚非各国同属于一个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的全球化深化,已将世界变成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地球村”;各国相互依存、利益高度交融的状态,在国与国之间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纽带。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国际形势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单打独斗来应对和解决各种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和全球性与地区性的挑战。

  当前,中国政府在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国策与建设和谐世界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命运共同体观念,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中提到,“1955年,中国和印尼两国同其他亚非国家携手合作,在万隆会议上共同倡导了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万隆精神至今仍是国与国相处的重要准则,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同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同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他还倡议,通过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息息相关,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如今的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尊重各国平等、合理、合法权利的同时,决不放弃正当权益,决不以国家核心利益做交易;同时要求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积极帮助,必要的时候要重义轻利、多予少取,甚至有的时候能够舍利求义、只予不取。这种理念是明确地体现在我国“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和“亲诚惠容”的周边政策上。近些年,中国减免了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380笔,承诺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无私援助,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当然,从作为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国情出发,中国在履行自己国际责任的同时,也必须坚持量力而行、权责平衡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合作,成为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寻找各方利益的共同交汇面,倡导多元包容思想,以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态度推进地区与跨区域合作,编织共同利益网络,对接发展战略,提升利益交融水平,既使我国从与他国的共同发展中获取助益,努力应对共同挑战,同时,也让我国发展惠及周边国家、发展中世界以及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

  建设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是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各国利益多元交融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与时俱进的外交新理念,也是对以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和平发展为要旨的万隆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合理化,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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