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

　　一战时期，中国处于南北对立的分裂局面，先是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西南诸省以蔡锷、唐继尧为首组织护国军，发起护国运动，成立护国军军政院，与北京政府对峙。1916年，袁世凯病亡后，经梁启超斡旋，唐继尧等西南军阀通电全国，宣布撤销护国军军政院，南北暂时恢复形式上的统一。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掌控北京政权后，拒绝恢复旧国会。120余位旧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倡议，陆续抵达广州，并于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史称广东军政府。中国又出现了南北政府并存对立的局面。与此同时，时任政友会总裁的原敬针对当时日本大隈内阁和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对华政策，进而提出“南北妥协论”。“南北妥协论”作为此后原敬内阁对华政策的思想基础和主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鉴于此，笔者拟对一战期间原敬的中国“南北妥协论”做一分析和考察。

　　原敬最初提出中国“南北妥协论”始于他在反对寺内正毅内阁的对华政策——援段政策的谈话，他在谈话中明确说：“中国的现状将会如何发展，尚在完全未定之中，也许南北能够妥协一致，也许出来一个有力者进行统一”（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四卷，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版，第305页。以下引用该书只列第几卷第几页）。接着，他说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应该支持中国“南北妥协成立一致之政府”（第四卷，第307页）。这其中含有原敬对于俄国革命、德俄媾和会促成德俄接近的忧虑，正如他说的那样：“鉴于俄国目前之形势，不能不认为他日德国之势力会波及中国，故此际需要实现南北妥协，大力援助妥协后成立之政府”（第四卷，第376-377页）。

　　其后，原敬在会见南方派要员时，开始详细提出“南北妥协论”，并劝告对方接受其建议。6月29日，在与南方派要员戴传贤（即戴季陶）的会谈中，原敬提出南北妥协的重要性，他认为南方派“只依靠单纯的理论到底难以实现成功的希望，现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成立统一政府，要实现这一点靠一味排斥军人终究难以成功”（第四卷，第297页）。9月9日，在会见戴传贤和南方派要员张继时，原敬以为南北妥协“如无希望的话，未来除一方倒台之外无统一之希望”，并强调南北统一“决非仅靠理论行动，莫若在可行的范围内处事为好”。12月11日，原敬与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张群就南北妥协深入交谈。在谈话中，他明确说到中国南北分裂的严重性，说道：“南北相争不利于中国，欧洲大战后，会有多国向中国扩张，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认识到南北相争对中国来说是危险之事”。1918年1月19日，在原敬与张继第二次谈话中，深入探讨南北妥协问题，张继表示“关于南北妥协之事，南方有此意向。在北方，冯大总统（即冯国璋）和王总理（即王士珍）都有考虑。总之，段祺瑞一派有以武力压服南方的野心，而有野心的原因是由于日本贷款出售武器援助北方派。故无论如何都需要日本改变其方针”（第四卷，第353页）。原敬询问南北未能实现妥协的原因，张继答复说：“南方的主张虽然是要使得黎元洪重新担任总统，但可以让步，即使处罚阴谋者也可以让步，只是要求依靠约法恢复旧国会就可以实现妥协，北方派因旧国会是国民党占据多数，故对此非常忌讳。该国会以制定宪法为主，制定宪法之后其形势不同完全是别的事情。原本依据约法不能解散国会，如果将其解散则是违法之举，……尊重约法才能实现国家之统一，恢复旧国会就可以实现妥协”（第四卷，第354页）。

　　另外，原敬还与南方实力派唐绍仪举行三次会谈，详细讨论南北妥协问题。1918年4月14日，在招待唐绍仪的晚宴上，原敬与其就南北妥协进行商谈。唐表示由于北方派无诚意，不希望妥协成立，并提出各种借口。原敬说：“南北会面（事先不提出条件）开诚布公地进行恳谈，……南北妥协一致是中国利益之所在，故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要实现互让达到一致，不然的话，我国想进行援助也是不可能之事”。27日，按照双方约定，原敬与唐绍仪进行长时间谈话。唐表示南方虽“希望实现妥协，但既然日本向北方贷款给予武器，看来是不希望北方妥协”。原敬答复说：“贷款是四国借款团承诺的结果，武器数量很少，而日本如果不贷款的话，中国也可以从他国贷款，故不得已予以承诺（我始终对此予以反对），而且附加条件是不用于讨伐南方，故对上述之事不值得忧虑”。原敬提议由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第三方予以斡旋，因林权助亲北方，唐反对林权助作为第三方人选。原敬提出如果北方答应谈判，唐也回应说：“南方会响应，但约法不能背弃，即必须恢复旧国会”。原敬认为“由南北选出委员详谈是一个策略。……（但是）代表委员集中进行商谈如果得不到双方承认则无益。因此，可以由南北的最有实力人物开会协商。……无论如何此际不尽快成立由南北一致有力之内阁的话，他日会有不测之事态发生”。针对唐绍仪提出希望日本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建议，原敬表示“根据邻国的需要，贷款和出售武器并非是干涉。另外，从希望邻国和平的角度看，劝告也并非是干涉”。6月13日，与唐绍仪进行第三次谈话。在会谈中，当唐提到南方派成立军政府，召集两院议员议定宪法时，原敬表示担忧，他说：“这样一来议定宪法，北京政府如果不承认其为合法，依然还会重复出现现在之状态”，并敦促其要与北京政府进行沟通，尽量取得谅解。同时，原敬再次重申第二次会谈的精神，强调“南北妥协之必要，日本虽尽量希望援助中国，但今日南北相争不知如何是好，日本提出援助中国政府的真意也事实上等于援助北方政府，故甚不便于亲交，如尽早妥协成立统一之政府，日本将不惜予以援助”。

　　同时，原敬通过与元老、寺内会谈及在外交调查会上阐述实现南北妥协，建议由日本政府劝告之，并提出达成妥协之手段。比如在与元老山县有朋谈话中，原敬说：“今日的对华政策是使得南北实现妥协，援助其妥协的一团体”，也就是说“如果南北妥协出现由其南北妥协成立的政府，需要对该政府予以充分援助”。在与寺内会谈中，原敬认为要实现南北妥协，就“需要相当有权力的人物说服双方，幸而成功的话，是无上的好事情，双方均以我为德，不幸失败的话，无论是他们或者列国对我方都不会引起任何恶感”，需要使得“不能听取忠告者感到未来会陷入不利之局面，善于为利害考虑的他们会听取我方之建议”。

　　1918年2月28日，鉴于驻华公使林权助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消极对待南北妥协，寺内向原敬提出更换驻华公使林权助，原敬表示理解。3月13日，在与寺内会谈中，寺内提及由日本向北京政府发出劝告一事，原敬表示“最初就有这样的考虑，而如果妥协成立的话，由我国予以充分之援助，妥协也会成立，这样大义名分也很充分”。4月22日，在与寺内谈话中，寺内谈及南北妥协是否有干涉内政之嫌，原敬说：“干涉云云从国际公法的纯理论来看，姑且不论，总之类似之事也有一些，如果不管的话，恢复和平之际，实际上非常困难，南北妥协也是促进我势力进入中国的最好借口，务必要加以尝试，不成立虽然很遗憾，但不仅表面，背后也要采取充分措施，才可以成功”（第四卷，第390页）。在3月9日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说：“不采取间接手段，而应由政府向中国提议。妥协如果成立的话，对其政府应予以充分之援助，这样妥协才会得以成立”。接着，在3月17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又进一步指说：“使得南北妥协成立，单靠道理上的劝告很难成功，与此同时应该采取种种手段，南北现在对实现妥协未必不赞成。……故需要采取金钱上的政策，总之，采取所有手段促使其达成妥协”（第四卷，第374页）。

　　总之，原敬认为日本政府通过促进南北妥协，不仅可以在所谓“扶掖”“诱导”作为邻国的中国方面占据道德制高点，取得中国之好感，缓和中国的排日运动。而且趁一战期间，欧美诸国无暇东顾之际，在借此机会巩固日本在华之领导地位方面也可占得先机。同时，以促进南北妥协为借口，通过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干涉内政”，可进一步扩充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范围，而不致引起列强之猜疑和反感。

　　需要说的是，虽然原敬在表面上大谈尽力促进南北妥协，但实际上其内心并非完全如此考虑，他还有另外一层想法。1917年9月29日，原敬在会见寺内时明确说：“其实，说中国要成为统一国家，成为走向文明的富国强兵的国家之类说法，不过是表面的国际外交辞令。当然不能向他国而且不应向国内公开说，从我国的利害出发，中国不成为文明国和不能实现富国强兵，均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它真正富国强兵之后，果真对我有好感吗？从中国人的国民性来看，这是没有把握的事。就算它能够实现富国强兵，我认为也决不是最近几十年能够成功的事情，所以对中国依然可以使用国际辞令，但不要对它抱有太大的希望”（第四卷，第319页）。因此，“对于中国内部要表面劝诱其统一，而实际上不统一也无妨，总之，注意不要使其产生敌视我国的恶感，彼等之间的争夺虽有些，但不仅对我无害，而且还应乘其间隙收取我之利益”（第四卷，第319页）。总之，原敬认为对华政策“要注意确定表面之处置和背后之决心”（第四卷，第319页）。

　　综上所述，原敬明确提出应促进中国南北妥协，待其实现统一后再向统一之政府进行援助，由此将其“日中亲善、不干涉中国内政”对华政策以“南北妥协论”的形式加以具体体现。但是，原敬从日本国家利益和巩固扩大在华权益出发，虽在表面上提出“日中亲善、不干涉中国内政”，促进南北妥协，并提议由日本政府作为第三方公开劝告中国南北双方实现妥协（实际上，这种实现手段本身就是干涉中国内政），采取包括约定对统一后之政府进行援助、在背后使用金钱、更换驻华公使、由南北实力派人物共同磋商等各种手段。但其内心真实目的是在“日中亲善”的口号下，以南北妥协为借口更可以使得日本在中国扩张其势力，以便在中国本土确立日本之优越地位，这才是他提出这一论据的根本出发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