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清宫国宝命运

辛亥革命网 2017-04-13 10:21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刘江华 查看:

清末国家剧变之时,历代清王室收罗的珍宝也就成了各方觊觎之物。而袁世凯也不例外,他曾想卖掉宫内的瓷器换钱。

  清末国家剧变之时,历代清王室收罗的珍宝也就成了各方觊觎之物。而袁世凯也不例外,他曾想卖掉宫内的瓷器换钱。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迟至10月12日才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电报,并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考虑到武汉三镇毗邻长江,又加派萨镇冰的海军和程允和的长江水师开赴武昌,由荫昌统一指挥。第二天,荫昌所带兵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

  武昌起义之时,清廷财政状况究竟如何?陆军大臣荫昌的一份手谕透露了秘密。出发前,荫昌先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很明显,商谈的结果让荫昌十分失望。10月17日,荫昌给下属写了一份手谕,说现在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他估计,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对比雍正、乾隆时期国库四五千万两的存银,此时的大清国可以说是够穷的了。

  近来有一种说法,宣统时期,清朝的经济实力当时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确实,清廷的财政收入不少。根据《清史稿·食货志》的记载,宣统二年,度支部公布宣统三年的财政预算,全年收入预计为约银2.97亿两。但支出浩繁,导致财政缺口相当大,宣统三年的财政赤字预算是4400多万两,宣统四年也达到4300多万两。财政紧张,导致像东三省地区,官员只发九成工资,而占官员收入大头的养廉银,则只能按六成发放。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增兵防剿为理由,纷纷向清廷要钱,但“库款奇绌”的度支部一律答复为“万难筹拨”。

  荫昌拜会载泽时,后者当时就告诉荫昌,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同时,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纷纷要钱防备起义的严峻现实,清廷也真心希望早日把钱借到。当然,钱不是那么好借的,此后重新出山的袁世凯就想到了出售宫内瓷器换钱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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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借洋款四处碰壁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五百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国银行刚刚与清廷签了协议,同意出借六百万镑。而且,这次借款,还是外国银行主动或者说逼迫清政府借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廷,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当时的合同规定,三国平摊,借给清政府550万镑,用以修筑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550万镑是什么概念呢?当时英镑和白银的汇率比大约为1比8,也就是说,此笔贷款折合成白银不低于4400万两。此合同草签之后,由于铁路建设在当时是高回报项目,美国政府不肯放过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议并要求加入借款阵营。如此一来,三国借款变成了四国借款,借款额度也增加到600万镑,折合白银4800万两。

  经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区区500万两借款应当是手到擒来的。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法、日、德等西方各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究其原因,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是清政府,还有南方的革命党。后来代表袁世凯南下与革命党谈判的唐绍仪就报告:革命党准备以苏沪铁路作为抵押,向美国借款七百万元;又想以浙江盐税作抵押借款八百万元;此外还有以招商局轮船作抵押向日本公司商借白银一千万两等设想。

  但这些动议都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其他各国也向清廷关上了借款的大门。根据当时大清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革命军,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革命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革命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

  为了能借到钱,清廷当时甚至想到了所罗门这样的小国,但最终也没成功。12月29日,驻美国使馆代办容揆报告清外务部,他与前驻美大臣亲自出马,多次和所罗门政府商量借款之事。所罗门虽愿意借,但害怕美国指责,不敢借款给清政府。外求不成,只好内顾。财政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开始另想他辙。变卖瓷器以充军费,就是其中一条。

  以往的史书,大多只记载袁世凯请求变卖大内瓷器一事,但是否变卖等后续进展,则语焉不详,以致不少人直接就给袁世凯扣上了盗卖大内瓷器的帽子。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解开了这一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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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提出变卖瓷器

  在清廷想起用袁世凯镇压武昌义军时,袁世凯提出八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筹措三四百万两军费。可惜清廷财务紧张,隆裕太后先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但面对各省纷纷伸出的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宣统三年,清宫档案中关于颁发内帑银的最后一项记载,是隆裕太后用内帑银给所有禁卫军、左右翼巡警、武卫左军各项兵丁著每名赏银一两,总数估计也就几千两。从上百万两的大手笔到几千两,看来,慈禧积攒下来的宫中私房钱,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越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善。无奈之下,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盛京大内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从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开始,直到1644年顺治入关迁都北京,将近20年的时间,一直作为大金和大清的都城。热河行宫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朝起就成为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究竟是谁向袁世凯等作的如此建议,目前已不可考。为何选中这两地呢?首先是它们不如紫禁城那样引人瞩目,另一方面这两地“旧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属稀世奇珍、全球罕见”。

  大内藏品均是列祖列宗所遗留,在以祖宗家法为重的封建时代,按理说自应妥善保管。但变卖大内藏品,甚至是变卖瓷器,在清朝历史上,袁世凯并非第一人。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09年1月21日),经嘉庆同意后,内务府广储司就曾发出公告,招商变卖大内圆琢瓷器十五万件、头号高丽纸二十万张。公告中就说,有意竞标者,先将价银交到广储司银库,然后再到仓库领取物件。咸丰三年(1853年)五六月间,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咸丰帝还下令将宫中三口金钟熔化,制成金条、银条后变卖。根据负责此事的恭亲王奕訢事后的报告,整个熔铸工作统共实得金3万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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