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怎么发起文学革命的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激起的文学革命，最初只是在《新青年》说说而已，没有产生出号召性力量，产生号召性力量，是后来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说：“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有了旗帜，喊出口号，文学革命才在学界震动起来，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陈独秀为钱玄同浮一大白

　　文学革命初兴时还是荆棘丛生，视为畏途，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最早支持者。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他给陈独秀去信说：“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是钱玄同的首创，是对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的斥责和否定。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在北大，是如何估量都不为过。陈独秀尤其欣喜，立即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所谓“浮一大白”，是喝一大碗酒，陈独秀有国学大家的支持，更加底气足了，当然要饮酒祝贺了。

　　文学改良也罢，文学革命也罢，与《新青年》同仁预期所迥异的是，文学革命这块石头投出后，并没有泛起一丝丝涟漪，这使他们很失望。《新青年》同仁“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着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不能传播开去，是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气候是无法形成的。他们商量要演一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旧文人的许多陈旧的见解罗致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而后，再由刘半农予以反驳。这是一出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苦肉计。

　　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仁的下怀，终于有人接招，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了。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言外之意，《新青年》所愁的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文学革命终于成了气候，引起人们的关注。

　　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呐喊·自叙》中，鲁迅的叙述更为详细了。当时，鲁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闲来无事，常在屋里抄古碑。一个夏夜，钱玄同来了。鲁迅写道：

　　“那时偶然来谈的一个老朋友金心异（按：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钱玄同的话终于唤起他“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继续写道：“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钱玄同对此也这样回忆道：“7年1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以后又连续发表《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狂人日记》的出现，引起《新青年》主将陈独秀的注意，当时的鲁迅还在《新青年》的圈子之外，陈独秀通过周作人与鲁迅建立了联系，称“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他的小说的做起，是由于“《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又说自己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拥护“德”“赛”两先生

　　民国这块招牌虽然已经挂了好几年了，可康有为却主张要将“尊崇孔子”写入宪法，定孔学为国教。钱玄同认为这是“至奇极怪之事。”他认为，动员国人抵制此股逆流的“最要之图”，就是如陈独秀所说唤起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最后之觉悟”指的是“伦理的觉悟”，即“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钱玄同最为赞赏这个“最后之觉悟”，称之为“今日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壮丁。此种国家，固断无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理。”

　　钱玄同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只是不能认同纲常伦理制度。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则比钱玄同坚决的多，他在复信中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

　　钱玄同经此提醒重新检讨孔教，从而以更为激进的姿态抨击孔子，认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这一大胆主张，不啻是重磅炸弹，必然引起轰然的反应，因此，他就应该给以充足的理由。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对中国旧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说：

　　“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以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钱玄同提出更为激进的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这样的口号痛快淋漓，但是要想以理服人，必须要有学理上的支持。他说：“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辨认和书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读音也不易掌握，所以，在最近的二十年来，才不断有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他说：“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

　　这些无遮无掩且又嘲讽旧派人物的言论，自然是捅了马蜂窝，旧派人物群起而攻之，大有泰山压顶之势。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将，自然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旧派人物的攻击，他和钱玄同一唱一和，无情地批判旧文化。他说：自古以来的古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那些“汉学大家”们还在开口国粹，闭口古说，说穿了就是要做民主与科学的死对头。这也正是钱玄同的愤激的情绪和过激的言论的真正诱因。

　　陈独秀在为钱玄同辩说时，带着一股激烈的情绪声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不几年，他们之间因陈独秀的日趋“左倾”而日渐疏远，可是钱玄同对陈独秀在思想界的影响，还是由衷地钦佩。1923年7月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谈到批判“国粹”时，情不自禁地赞赏道：“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赛两先生最有道理。”“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还是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