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怎么发起文学革命的

辛亥革命网 2017-05-04 09:37 来源:团结报 作者:张家康 查看: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激起的文学革命,最初只是在《新青年》说说而已,没有产生出号召性力量,产生号召性力量,是后来的事情。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激起的文学革命,最初只是在《新青年》说说而已,没有产生出号召性力量,产生号召性力量,是后来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说:“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有了旗帜,喊出口号,文学革命才在学界震动起来,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陈独秀为钱玄同浮一大白

  文学革命初兴时还是荆棘丛生,视为畏途,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最早支持者。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他给陈独秀去信说:“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是钱玄同的首创,是对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的斥责和否定。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在北大,是如何估量都不为过。陈独秀尤其欣喜,立即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所谓“浮一大白”,是喝一大碗酒,陈独秀有国学大家的支持,更加底气足了,当然要饮酒祝贺了。

  文学改良也罢,文学革命也罢,与《新青年》同仁预期所迥异的是,文学革命这块石头投出后,并没有泛起一丝丝涟漪,这使他们很失望。《新青年》同仁“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着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不能传播开去,是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气候是无法形成的。他们商量要演一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旧文人的许多陈旧的见解罗致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而后,再由刘半农予以反驳。这是一出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苦肉计。

  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仁的下怀,终于有人接招,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了。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言外之意,《新青年》所愁的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文学革命终于成了气候,引起人们的关注。

  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呐喊·自叙》中,鲁迅的叙述更为详细了。当时,鲁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闲来无事,常在屋里抄古碑。一个夏夜,钱玄同来了。鲁迅写道:

  “那时偶然来谈的一个老朋友金心异(按: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钱玄同的话终于唤起他“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继续写道:“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钱玄同对此也这样回忆道:“7年1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以后又连续发表《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狂人日记》的出现,引起《新青年》主将陈独秀的注意,当时的鲁迅还在《新青年》的圈子之外,陈独秀通过周作人与鲁迅建立了联系,称“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他的小说的做起,是由于“《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又说自己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拥护“德”“赛”两先生

  民国这块招牌虽然已经挂了好几年了,可康有为却主张要将“尊崇孔子”写入宪法,定孔学为国教。钱玄同认为这是“至奇极怪之事。”他认为,动员国人抵制此股逆流的“最要之图”,就是如陈独秀所说唤起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最后之觉悟”指的是“伦理的觉悟”,即“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钱玄同最为赞赏这个“最后之觉悟”,称之为“今日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壮丁。此种国家,固断无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理。”

  钱玄同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只是不能认同纲常伦理制度。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则比钱玄同坚决的多,他在复信中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

  钱玄同经此提醒重新检讨孔教,从而以更为激进的姿态抨击孔子,认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这一大胆主张,不啻是重磅炸弹,必然引起轰然的反应,因此,他就应该给以充足的理由。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对中国旧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说:

  “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以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钱玄同提出更为激进的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这样的口号痛快淋漓,但是要想以理服人,必须要有学理上的支持。他说:“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辨认和书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读音也不易掌握,所以,在最近的二十年来,才不断有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他说:“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

  这些无遮无掩且又嘲讽旧派人物的言论,自然是捅了马蜂窝,旧派人物群起而攻之,大有泰山压顶之势。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将,自然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旧派人物的攻击,他和钱玄同一唱一和,无情地批判旧文化。他说:自古以来的古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那些“汉学大家”们还在开口国粹,闭口古说,说穿了就是要做民主与科学的死对头。这也正是钱玄同的愤激的情绪和过激的言论的真正诱因。

  陈独秀在为钱玄同辩说时,带着一股激烈的情绪声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不几年,他们之间因陈独秀的日趋“左倾”而日渐疏远,可是钱玄同对陈独秀在思想界的影响,还是由衷地钦佩。1923年7月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谈到批判“国粹”时,情不自禁地赞赏道:“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赛两先生最有道理。”“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还是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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