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女徐曼仙

辛亥革命网 2017-09-14 09:34 来源:团结报 作者:顾亚欣 查看: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风云中,曾涌现出三位被称为“浙江三女杰”的奇女子。最年长的则是徐曼仙。她无疑带有更多旧时代女性的特点,但同时又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成为一代传奇才女。

《香艳杂志》上刊登的徐曼仙照片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风云中,曾涌现出三位被称为“浙江三女杰”的奇女子。她们都曾投身于时代的洪流,倡导女权事业。以年龄而论,最小的是钮本一,早年即加入同盟会,后嫁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其次为大名鼎鼎的民主革命志士,“鉴湖女侠”秋瑾。最年长的则是徐曼仙。与其他两位相比,她无疑带有更多旧时代女性的特点,但同时又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从而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并成为一代传奇才女。

  红学研究第一位女将

  约1870年前后,徐曼仙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徐本璇曾在安徽的太平、池州等地任职。由于天生聪慧,且家庭环境优越,她幼时便能背诵《毛诗》,七岁时已能作诗。1888年嫁与赵世昌为妻。赵家世代为官,是当地望族,赵世昌的祖父赵景贤曾任湖南巡抚。婚后,夫妻二人过上了琴瑟和鸣、举案齐眉般的幸福生活,而大家庭内的熏陶与历练也使她的才学与洞察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1894年,赵世昌于赶考时突感风寒,后转为白麻疹,约十日之后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于是,徐曼仙便独自担起抚养一家老小的重任。闲暇之时,喜好阅读《红楼梦》。与一般家庭女性相比,徐曼仙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因此她阅读《红楼梦》并非单纯地打发时间,而是展开研究与创作。其成果,便是《红楼梦叶戏谱》的诞生。

  通俗地来说,《红楼梦叶戏谱》是徐曼仙根据《红楼梦》一书而发明的一款民间游戏的说明书。这一游戏所依托的形式是传统的叶子戏。所谓叶子戏,是一种古老的纸牌游戏,因为牌只有叶子那么大,故称叶子戏。当时常规的叶子戏共四十张牌,分十万贯、万贯、百子、文钱四种花色,后来逐渐演变成为麻将,因此含有一定的赌博色彩。但作为一位闺阁女性,徐曼仙去除了叶子戏中的赌博元素,使之典雅化,这成为《红楼梦》叶子戏的重要特点。

  《红楼梦》叶子戏选取书中的12金钗和30个侍女共42人的形象,每个形象制牌两张,共84张。将主要女性按照其性格特质、个人才情等分作情淑、情贞、情义、情怜、情幽、情胎、情庸、情慧、情傲、情妒、情移十一大类。如王熙凤被归入“情妒”类,贾元春、薛宝钗归入“情淑”类等。再根据其在书中的实际地位、客观作用等为之下四个字的判词,如秦可卿为“巫云梦冷”,薛宝钗为“妇德宜家”。但对贾元春、林黛玉和鸳鸯分别以“淑媛领袖”“金钗领袖”“青衣领袖”之名冠之,以示区别。同时,对每名女性再以一个字总结其特点,如林黛玉为仙,贾探春为英,王熙凤为骚,尤三姐为侠。每张牌下又标有“副”,即分数。基本的玩法是以人物为牌面,以大压小。一人坐庄,三人与之斗。庄家十二张牌,闲家十一张牌。

  单从以上叙述,便可看出《红楼梦》叶子戏对玩家的红学根底构成极大考验。因此,对于一般人而言,这并非一套具有娱乐性的游戏。它要求参与者对大观园中的各种人物十分熟悉,且必须背熟相关口诀,否则很难玩下去。这使其难以被大众接受,并未在社会上流行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红楼梦》叶子戏原本就是闺房中的案头创作,其目的也并非创造一款实用性的游戏。徐曼仙将自己研读《红楼梦》多年的心得及个人才情融于其中,并有意识地渗入了诸多的女性意识。因此,这是以游戏的形式所进行的《红楼梦》研究。上海广益书局于1915年出版《红楼梦名家题咏》,此书为有关《红楼梦》研究早期著作的汇编。《红楼梦叶戏谱》与其他14种著作一起被编入其中,成为女性研究《红楼梦》的先声,而徐曼仙也因此成为红学研究中的第一位女将。

  女权运动急先锋

  徐曼仙与革命志士秋瑾是多年好友,二人志同道合,经常畅谈诗作,共抒革命理想。在晚年所写的自述中,徐曼仙常常回忆起当年阅读秋瑾诗作时“悲怀淋漓”的感受,并称赞其为“女界之伟人”。为了伸张女权,秋瑾当时在上海成立“天足会”,鼓励广大妇女从缠足的陋习中解放出来,徐曼仙也一同参与发起。不久又被秋瑾聘为该会附设的女子学校的国文教师,向广大妇女传授文化知识,提高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负责相关文字工作。徐曼仙因此而离开家乡,来到领风气之先的大都市上海。这使她进一步开拓了眼界,思想更趋多样与开放。

  1912年5月,徐曼仙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华女子实业进行会。到1912年年底,由该会组织的女子兴业公司也在上海开张了。这是当时出现的第一家女子商店。徐曼仙与众人计划招募一万元作为股本,以销售国货为主要业务,并兼办寄售。仅就股本而言,该公司的规模并不大,但却表达了广大女性参与社会事务与获得经济独立的愿望。徐曼仙等人为公司所拟的一副对联也反映了这一点:“初学经商,愿维国货;未能参政,聊隐市廛”。这副对联刊登于1912年11月14日的上海《时报》上,传诵一时。公司开张后,发展势头良好。1913年3月20日的《申报》对公司作了报道,称由于全店上下的共同努力,“营业日形发达”,顾客常常挤满店堂,原址面积已不够使用。于是便搬往新址,进一步扩大规模,增添门面,成为当时上海滩上最引人关注的商店之一。而徐曼仙在女权运动中的贡献与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确立。

  “鸳鸯蝴蝶派”开路人

  在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史上,“鸳鸯蝴蝶派”是一个著名的流派。它始于20世纪初,终于1949年前后,存在超过40年,在中国小说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中起了重要作用。它由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脱胎而来,这一底色与徐曼仙的文化背景颇为契合。而实际上,徐曼仙也确实在“鸳鸯蝴蝶派”的早期阶段作出贡献,成为其发展的开路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强化对社会的控制,直接鼓吹女权的言论丧失了存在可能,“鸳鸯蝴蝶派”文人对女性文化消费市场的开拓则有了空间。由于充满才情且身为女性,徐曼仙自然是参与这一开拓的合适人选。对于她本人来说,此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其继续从事女权运动,惟有投入“鸳鸯蝴蝶派”阵营这条路可走。

  而徐曼仙这一选择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香艳杂志》的诞生。这是一本于1914年5月创办于上海的女性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消遣性于一身,极为符合“鸳鸯蝴蝶派”的宗旨。刊物于《发刊词》中将自身定位总结为“表扬懿行”“保存国学”“网罗异闻”“搜辑轶事”“提倡工艺”“平章风月”六大部分。由此,不难看出其力求在新旧之间求得平衡的立场,这恰与徐曼仙的思想与经历相一致,也使她能够顺利地融入到刊物的发展之中。自第一期起,徐曼仙即担任杂志编辑,为杂志内容出谋划策。

  由于是“鸳鸯蝴蝶派”刊物,故文学是《香艳杂志》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诸多的文学体裁中,徐曼仙着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诗歌。在十多岁时,便以“牡丹纵属群芳冠,终逊东篱气节高”表达了女性的自我追求。而长诗《秋日游道场山》中的“夕阳明灭半塔红,钟声一杵摇晴空”一句则通过对视觉、听觉的综合运用营造出不俗的意境。在《香艳杂志》上,她也通过诗歌充分展示其才华。如发表在第7期上的《冷梅花社四咏》从“色”“香”“影”“画”四个角度描述了梅花的形态,比喻高洁傲世、不尚艳俗的精神。而在诗歌之外,她还对小说进行尝试,先后于《香艳杂志》发表侦探小说《悞悞》、艳情小说《以嫖治嫖》和侠义小说《周莲芬》。《悞悞》描写大侦探奉命侦破革命党人秘密运输物资案件,却反遭“拆白党”暗算。小说情节曲折生动、以客观笔法描写却暗含讽刺意味,将主人公的愚蠢无能充分暴露。《以嫖治嫖》则叙述女主人公如何施展计谋挽救浪荡公子的故事,在运用新颖手法之余,却又流露出宿命论色彩,正好反映了作者新旧并置的思想倾向。《周莲芬》则虚构了一个神秘世界,其中的景物描写等颇有传统章回小说之特性,又初具现代白话的痕迹。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三篇作品可视为 “鸳鸯蝴蝶派”于文学史中过渡性作用的具体展现,而徐曼仙在“鸳鸯蝴蝶派”发展过程中的开路人地位亦因此确定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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