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辛亥革命网 2018-07-10 09:20 来源:湖南文史第38辑 作者:文士员 查看:

武昌亚新地学社在旧中国地图编印出版事业中,无论就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出版图书之多和影响之广,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世人多只知有武昌亚新地学社,而不知武昌亚地学社是新化邹氏地学的继续和发展。

  武昌亚新地学社在旧中国地图编印出版事业中,无论就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出版图书之多和影响之广,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世人多只知有武昌亚新地学社,而不知武昌亚地学社是新化邹氏地学的继续和发展。

  新化邹氏地学自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以来,至解放时,已传七代,150余年间,其中比较著名的人士有46人,而邹门弟子尚不在其列。由于多年积累,多士发挥、创新,贯通古今,兼采西学,因此,亚新地图得以独步一时,并非偶然。

  我在1923年就读于武昌师范大学,从先师邹兴钜(伯庚)先生学习,以后教学之余,也参加了该社一些编辑和发行工作,对于该社情况略有所知,近年又搜集了一些有关该社的资料,深恐新化邹氏地学与亚新地学社的实况年久失传(现代一些地图学书籍讲中国地图学史时,竟未提到邹氏地学,如南京大学编的《地图学》),特著文加以介绍,尚希专家同志们指正。

  新化邹氏地学的由来

  新化邹氏,世居湖南省新化县城南七十里首望山麓之罗洪,故称新化罗洪邹氏。邹氏地学起源于清嘉庆时(公元1796-1820年)邹文苏之继室吴夫人。邹文苏字景山,岁贡生,长于经学。吴夫人名瑚珊,乃同县吴兰柴(建轩)之女。在清乾隆时(公元1736-1795年),士子多沉溺于科举帖括,续学之士则致力于考据之学,独兰柴好舆地学,精心考核,著有《地理今释》4卷。吴夫人随父编校,耳濡目染,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尤详于中国地理沿革,郡县四至。归邹氏后,吴夫人生了六个儿子,长汉纪(宇伯申)、次汉璜(字仲辰)、汉勋(字叔绩)、汉嘉(字叔升)、汉章(字叔明)、季汉池(字季深)。夫人课读时,常聚灰画禹贡山川图以教子。后此汉纪兄弟皆成知名之士,尤长于地理学,而其中以汉勋为最著。

  汉勋幼聪颖好学,年十五郎佐长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年十六七,佐仲兄汉璜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二十以后,精研汉学,撰《读书偶识》,后长沙王先谦编入《皇清经解》中。汉勋博极群书,于学无所不窥,通天文推步,六书,九数,金石之学,尤长于音韵学,初著《广韵表》,晚为《五均论》,论说精粹,论者比于江(永)戴(震),他特长于地理,常谓知古者,期以用于今,今古之不相遏。官名,氏族,法制典章,州郡地名皆是,而地名尤从杂难据,故考核独详。他应聘校刊《王夫之遗书》,凡五十一部,三百余卷,均录其序跋,附以案语,因此知名于世。他又应聘修宝庆及贵州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府志。所撰《新宁形势说》及《贵阳循吏传》皆洞中日后情况。他在中举后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后访问魏源(默深)于江苏高邮,互出所著相参订,与同府魏共撰《尧典释天》一卷,又为之绘天象诸图。世论湖南学者,王夫之(船山)后,并推邹魏。他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战死于安徽庐州(今合肥一带),时年49岁。

  汉勋的地理学,上继吴夫人,而加以发扬光大,有许多重要的新发展。尤其对于地图学有系统的论述,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吴夫人之学尚属考据范围,汉勋之学则不仅囊括考据,并已进入引古证今,经世致用之学。他的著作甚为丰富,而其中论述地理,并为世所重者则有下列三:

  一为《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修志的要点。他主张修府志,应以州县统乡里,以乡里统村、团、都、砦,大小相维,如国家之以行省统府州,以府州统州县焉。他认为修志必须注意下列六项:(一)乡里村落,毗连界址,必须明析登载;(二)山水原委,分合远近,必须缕述无遗;(三)民居氏族,必须详载;(四)书籍碑版,必须详载;(五)人物必须确记(不可简略或浮誇);(六)科目必须续登,援例必须增入(科目援例指府属举人、进士、恩、拔、付、岁、优廪、增、附、功,各贡生及援例京外各官,恩荫,世袭诸职)。所举六项均切中旧志之弊。按此搜集资料,修撰新志,因此汉勋所修新志(按此志系与同府邓显鹤共同主修)远过旧志,当时名号海内第一。所述各点足供应后此修志者之参考。

  其次为《极高偏度说》。本文专论经纬度,我国人民早就有了关于经纬度的知识。《周礼》中《地官司徒》篇有大司徒用土圭测土深,正日影之说;《周礼》中《考工记》篇有匠人建国的方法;唐代(公元八世纪)在开封一带进行了世界上笫一次子午线测量,宋沈括(公元十—世纪)有直测北极术;元代(公元十三世纪)郭守敬发起测量全国纬度的计划,测定了纬度27点,清康熙(公元十八世纪)测量全国各省重要城市的纬度。汉勋在这篇文章中,对《周礼》的理论作了精辟的发挥。他认为善言地理者,必合乎天度,地之合乎天度者,以北极高度和东西偏度为最著。所谓极高即今之纬度,所谓偏度即今之经度,必须根据经纬度才能确定一地之位置。他认为《周礼》所谓测土深即测一地的南北位置,正日影即测一地的东西位置,均以土圭测之(按土训度,土圭即度圭,是一种玉器,古代用以测日影)。他指出,测土深的方法是根据日影的长短。因中国位于北半球,北极以南,赤道以北,越往北则日影越长,越往南则日影越短,因此,用测土深的方法,由一地日影的长短就可以测定它的南北位置。他又指出正日影的方法是根据一地时刻的早晚。由于地球自西向东旋转,因此,东边的时刻早于西边,当东边是下午时,西边才是上午;可以在月食时,选择纬度相同,经度不同的几点,同时看准中星(二十八宿依次居天中之星)计算时刻,各推至次日正午之时,观察时刻的多少,就可以得到各地时刻相差多少,由此来确定各地的东西位置。在确定中国东西和南北的大距以后,再折半就可以得到中国的地中。在周代,这个地中在阳城(古城,相传周公测日影之处,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和洛阳之间。其地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周代就在那里建立京城。由此推论,他认为各州县无不有极高和偏度,根据这个极高和偏度,就可以在地图上定出各州县的位置。汉勋的这些论述与今日测经纬度的基本原理相合,他根据这一原理来测绘地图。他的胞弟汉池根据这一理论作有《舆地经纬度表》2卷,推算中外各国经纬度。他的侄子世诒(字子翼)应湖北巡抚胡林翼聘,主编过《清一统舆图》(胡以李北洛《辨志书塾舆图》太简,乃纂修舆图,为军国之用,聘汪士铎、邹汉池、邹世诒等参与其事,汪作凡例,汉池推测经纬度,世诒绘成全图,图成,世称精审,优于清康熙乾隆时的内府舆图,世称胡图)也应用了汉勋这一理论。后来,他的孙子邹代钧更发挥了他的理论,为邹氏地图学打下一个科学的基础。

  第三是《宝庆疆里图说》。在这篇文章中,汉勋叙述了地图的基本绘制方法。我国地图绘制起源甚早,晋裴秀(公元三世纪)总结了前人制图经验,拟订了制图的准则,称为“制图六体”,包括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等六法,清胡渭(朏明)加以申明,并以鸟道为要。汉勋认为胡渭所撰《禹贡图》不画支川,因之地势差移,亦未为精妙。其后画图大半委之画工书吏,画工只知画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其法与画地形之法迥异,书吏则敷衍塞责,毫无法度,因此,不可得善图。汉勋修《宝庆府志》,欲画《宝庆疆里图》既患古法失传,而当时西法又未传入,缺乏适当的制图准则,乃精研古法,加以增减,并传授修志有关人员,共成此图,一时推为绝作。他于图后并附之以说,将裴秀六法概括为四要,又申述为二十六病。关于二十六病,因过于繁琐,这里不作介绍,只简介四要。所谓四要,即分率,方隅,鸟道,道里。所谓分率,就是图与地的比例。汉勋的解释是:“约地之广狭,与纸之广狭,辜榷而命之之谓也。其画法,纸为正方格,方千里或数百里,或数十里,数里,惟所命,此作图之笫一义,决不可变者也。”这就是所谓计里开方,在地图上画许多方格,以方格的一边表示实地若干里,他认为确定分率以后,还要造一个“分率之尺”,即今日之比例尺,尺长相当于图纸之十格,依此再画分寸,如果要计算两地的距离,就可以比例尺来计量。所谓方隅,即是方向。他认为古人所用十二方或十六方太疏,测量家所用六十方,三百六十度又太密,以酌用二十四向为宜。为了确定方向,画到图上就须先定中宫,如作一县之图以城郭为中宫;一府之图以府城为中宫,绘图时因一县一府不必为方形,县治府城又不必在县府之正中,故中宫不必在纸心。所谓鸟道,即空中直径,“空中飞鸟,一直天回转之道也。根据鸟道可以定方位、远近。”裴秀六法中之准望包括方隅、鸟道两项,汉勋则以这两项很重要,须分别列举。他又指出,鸟道的测法有二,就其大者而言,“取四海九州之遥者则以日星”,就其小者而言,“取一郡一县之细者,则以勾股重测”(即三角测量)。所谓道里即是距离,沿人行道路测绘之。曲图之所以必有道里,是因为地图必须画出山川,而山川常多绘折不如人行道之直,所以不能根据山脉水道来测距离,要用人行道来测距离。裴秀六法中有道里,高下(指地面高低),方邪(指地物形状的斜正)和迂直(指道路、山脉、河流的曲直),汉勋认为都是有关道路的方法,在测绘道里时,可以把高下、方邪和迂直包括在内。此外,他还论述了图例和注记的方法。汉勋所述地图测绘方法,虽然简略,但在当时古法失传,西法尚未传入,测绘工具又极不完备的条件下,他发挥了裴秀“制图六体”提出一个系统的地图绘制方法,还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套方法不但用于测绘《宝庆疆里图》,而且为他的后代,特别是他的孙子代钧所发挥和应用,在中国地图事业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汉勋的其他著作有《颛琐历考》2卷,《尧典释天》1卷,《水经移注记》2卷,《宝庆吏书》1卷,《户书》2卷,《礼书》7卷,《兵书》2卷,《刑书》1卷,《工书》2卷,《宝庆沿革表》1卷,《贵阳府志》120卷,《大定府志》60卷,《兴义府志》24卷,《安顺府志》50卷。

  邹代钧与舆地学会

  新化邹氏地学至代钧而大盛。代钧系汉勋长孙,字甄伯,又字沅帆。他幼开朗,思继先人遗志,努力上进,年二十,补县学生,负祖父稿走谒左宗棠于甘肃洒泉军次,乞序而行之,即后传《邹叔子遗书》。左宗棠以代钧系故人之后,留幕读书,兼令佐理文书。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秋,代钧由两江总督曾国荃介绍,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为随员。适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日亟,争哲孟雄(即锡金)为印属小国,清总理衙门(官署,即外交部)邮咨刘与英人交涉。刘集诸随员商议对策,诸人相顾不发一言,独代钧引古证今,侃侃而谈,谓哲属西藏,不属印度。散会后又写了个报告给刘。刘平日依靠秘书方某,以之示方,方厉声反对,说:“书生泥古,而昧于时务,那知大计,我天朝泱泱大国,难道在乎这七十里的小部落?今天英人既然要,不如给他,以维和好。”使馆参赞英马格里支持代钧意见,谓:“代钧系地理家,其言确凿可据,如据以译复英外交部,保证万无一失。”英外交部果无词以对,但由于清廷懦弱,终照租借例定议。代钧于是日益感到地理学的重要,有暇遍购欧美诸国地理图册书籍,潜心研究。一日闭户,遂得度里相差之理。所谓度里相差,是当时中国地图测绘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指地图上的经纬度度数与里数不相符。在清代,规定地图测绘上每度相当于200里,但实际测绘结果表明有误差,不是200里不等于一度,就是一度不等于200里,两者并不相等。代钧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当时中国地理测绘上所用的尺不准确所致,用这个不准的尺去量地,地就随之不准。为了纠正这一缺点,就要反过来,先根据地来定尺,因为地球子午圈的长度是一定的,如根据地球子午圈的长度来定尺的长度,则尺就准确了。他于是利用了法国的米突尺(他译作迈特),因为半尺是根据地来定尺的,相当于地周子午圈长的四千万分之一。必须根据米尺来制出一种专门用来在中国测绘地图的尺。根据他的计算,这个尺为米尺的百万分之三十万八千六百四十二(计算方法是:地周360度,每度200里,每里180丈即1800尺,故地周子午圈长360X 200X1800=129600000尺,而地周子午圈长40000000米,因而129600000尺=40000000米,则米与尺之比40000000:129600000,1尺=308642/1000000米)。他就根据这一比率请西匠制了一支专用于中国地图测绘的尺,并定名为“中国舆地尺”,于是,他的地图测绘在长度单位上就有了一定的准绳,以后他就广泛地使用了这个尺,来测绘地图。

  代钧随使英俄,期满归国,时清廷开馆续修会典,代钧上书(详后)言测绘地图事,其要有三,一为测天度,一为测地面,一为依率成图。说理精湛详确,会典馆总裁采纳其说,并推荐他担任该馆纂修。同时,两湖总督张之洞又调他兼任湖北全省地图测绘事宜,图成,并附之以说。图说指出:“武昌、荆州、襄阳,同为湖北重镇,然荆扼江而不能扼汉,襄扼汉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汉之会,可以制东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冲,非特点楚所凭陵,实为四方之辐凑,观此则知所轻重矣!”张之洞以为卓识伟略,殆过顾宛溪(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作者)。代钧才而侠,好谈兵谋,尤其对东南海防,西北兵情,指陈凿凿。中日甲午起,代钧建议当时政府:分全国为五镇,各道兵集于京津间,用新法训练,移驻辽阳、牛庄、海州、盖县、金州、复州,与日人为久战计。又建议合南北洋、福建、广东海军舰艇巡海上,截断日人供应线。凡数万言,颇有见地,但以清廷昏聩,竟置不理,深为可惜。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张之洞开译书局,仍留代钧负责海国地图编辑事宜。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管学大臣奏以代钧任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次年任《钦定书经图说》纂修兼校对官,书成,升任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当张之洞任两潮总督时,创办两湖书院,以经史地算教士,聘代钧为地理教习。不久,张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荐代钧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流风传播,自后中国言地理者,皆代钧教传弟子。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学部拟以山东提学使任用,而代钧已病偏枯,卒于武昌舆地学会,时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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