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名人周素园与《黔报》(2)

　　周素园因家境清贫，无力自费留学，不得不违背初衷参加官费留日生的考选。以周的成绩，去竞争一官费名额本不成问题，然而当时主持考选事宜的李端棻和于德楷，分别担任正在兴办的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他们两人都迫切想物色一年轻有为的助手，在考试过程中发现周素园学识超群，年岁也长，且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正符合他们物色的条件，于是说服周素园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留在路矿总公司工作。

　　周素园既钦佩李的为人，又为李的真诚所感动，便同意放弃赴日留学，留在路矿总公司担任文案。但是，在封建专制桎梏之下，在落后的贵州，修筑铁路，开发矿产，谈何容易!路矿总公司的起步十分艰难，加之周素园并无经商和办实业的兴趣与能力，常感力不胜任，又深感自己的抱负在这种生死未卜的路矿公司中难以伸展，工作了几个月便提出辞职。

　　筹办《黔报》

　　其时，于德楷与贵州富绅、贵阳师范讲习所校长唐尔镛正酝酿筹设贵州通志书局。于十分赏识周素园的才干，便推荐周素园任通志书局经理。

　　周素园深知自己不熟悉书局业务，希望以自己的思想文章，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有鉴于报纸在宣传方面能起巨大作用，于是建议于德楷、唐尔镛，在创办书局的同时，利用其印刷设备，创办一份报纸；更符合时代要求，并表示愿为报馆竭尽全力。于、唐二人欣然慨允，并迅速集得股金8000两银子，专作筹设报馆之用。

　　1905年冬，周素园为购买印刷机械和培训技术工人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除四处奔波筹备办报的事项外，他还广泛结交朋友，认识了不少爱国人士，阅读了许多宣传革命和改良主义的书报，从中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学识，并与不少贵州籍的留日学生和旅沪人士建立了联系。

　　1906年冬，周素园回到贵阳，着手报纸的编辑出版。

　　振聋发聩

　　1907年8月17日，周素园经手筹办了两年的《黔报》创刊发行。《黔报》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份报纸，其宗旨是开通民智，服务社会，上宣朝廷旨意，下伸民隐，并报道国内外要闻。周素园是这份报纸的唯一编辑，实是主编。出自他的该报“社论”，不少是宣传爱国思想的。

　　经常给《黔报》写稿的人，既有深具爱国思想的革命派人士如张百麟；也有拥护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名士如任可澄、陈廷策等，还有在革命和改良间取折中路线的士绅如乐嘉藻等。虽然《黔报》不是政治倾向明显的报纸，但对于落后闭塞的贵州，它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1907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周素园在《黔报》上以《瓜分之警告》为题，刊载了披露这年签订的《英俄协定》《日德协定》和《日俄协定》的消息，指出中国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机已迫在眉睫，警醒人们奋起救亡。此消息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贵州社会中上层的关注，并促成了贵州爱国救亡组织——贵州自治学社的成立。

　　停刊风波

　　《黔报》售价每份制钱12文，全年订阅费用是4000文。售价并不算高的《黔报》在开办之初即遇到了订户少的困境，报纸发行遇到很大困难，贵阳的一些士绅前一天收到报纸，次日即不再订阅。当周素园派送报员登门解释，并保证只要继续订阅就免费赠送一个月的报纸之后，很多士绅仍然拒绝订阅。

　　《黔报》的发行困境除了其内容可能为一些士绅所不喜之外，其时贵阳较低的识字率、比较淡薄的文化氛围以及识字民众较少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恐怕都是原因。即使在最好的时候，《黔报》的发行量都没有超过1000份，其通常的发行量在六七百份左右，而固定的订户也就300多户。

　　更为重要的是，《黔报》的广告业务开展得很不顺遂。尽管周素园多方努力，且坚持不领薪水，但是这些资金方面的困难还是导致《黔报》在1907年年终因为入不敷出而停刊，此时，《黔报》已负债600两白银。

　　当初办报时，唐尔镛曾许诺每月补贴报馆费用。但当年终看到账目后，就不再提及此事。更有甚者，因为周素园在办报方向上与唐尔镛常有不合之见，且周素园经常刊登在唐尔镛等立宪派人物看来比较激进的文章，遂在办报事务上得罪了唐尔镛。

　　唐尔镛在《黔报》停刊后开始斩断通志书局与报馆的关系，要求前者不与闻后者之事。但唐尔镛也怕因此揽下搞破坏的罪名，于是想出一招，即以报馆一直使用书局印刷设备为由，声言此项费用作价就达2200两，每月报馆即以30两为租赁费用，也算是兑现了当初补贴报馆的承诺。

　　《黔报》的停刊震动了当时贵州的知识界。很多人写信给周素园，希望《黔报》能够尽快复刊，还有人提出自愿担任发行和通讯工作。1908年开年后，更有人纷至报馆，询问复刊事宜。

　　贵州巡抚庞鸿书在《黔报》停刊后曾派人告诉周素园：“假使愿意的话，报馆经费，官厅可以补助。”事后的发展也证明，庞鸿书此举也并不是官僚显示新政气象的作秀，《黔报》依靠官府每月40两白银的资助终于复刊。此外，庞鸿书此举也与他和周素园比较密切的关系有关，周素园在当时被官方认为是“舆论的代表人”，凡遇重大事件，官方“不惜殷殷下问”。

　　《黔报》开办半年即遭遇停刊，办报的艰辛可以想见。

　　离开报社

　　复刊之后，《黔报》的态势虽然开始向好，但仍遇到不少困难。

　　首当其冲的是稿源的缺乏。当时很多人都欲借办报求得名利，后来眼见名没有多少，利更是鲜见，遂不怎么写稿，即使答应写稿者也是一拖再拖。

　　其次就是周素园的工作异常繁重。周素园一家八口人，为了养家，他就去调查局上班，且是天天上班。因其文笔和名望出众，很多单位都邀请周素园兼职，他也乐此不疲。周素园此时在警务公所、谘议局筹办处、学务公所、地方自治筹办处等处都有兼职。此外，周素园还加入了自治学社，举凡主持会议、起草文件、发宣言和出公文等具体事务，他都积极参与。所以，周素园用在办报上的心思和精力都越来越有限。

　　再次，唐尔镛继续因为政见的日趋不同而为难周素园办报。复刊之后，两人在办报事务上不仅没有弥合分歧，且龃龉不断，冲突越显激烈。唐尔镛后以老板的身份要求控制报纸的权力，命周素园在前一日将次日要刊发的稿件交其审阅后才能刊发。这一要求遭到周素园如此的讽刺：“您什么时候兼任警察厅长？我还没表示祝贺。”尽管唐尔镛语塞未作具体回答，但此时已下去周之决心。此后，唐尔镛经常以收回印刷机器相威胁，欲压服周素园。

　　此时，中国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张百麟等人正筹办《西南日报》，急需有人主持。

　　最终，周素园也萌生去意，于1909年8月将报馆相关事务交还唐尔镛，正式辞去《黔报》所任职务，改任《西南日报》的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