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周瘦鹃在1919

辛亥革命网 2019-02-19 15:32 来源:《文汇学人》 作者:陈建华 查看:

周瘦鹃这一年的大量书写本身与都市时尚潮流融为一体,这种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颇合乎“苟日新,日日新”的古训,也与波特莱尔所说的“现代性”意涵息息相通。

  周瘦鹃(1895-1968)这一年的大量书写本身与都市时尚潮流融为一体,这种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颇合乎“苟日新,日日新”的古训,也与波特莱尔所说的“现代性”意涵息息相通。这与当时《新青年》诸公以各种“新”的名义展开旨在彻底改造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显示出不同取向。

  正当“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主张“白话文”、“打倒孔家店”到维多利亚式的“易卜生个人主义”及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新旧思潮之激战”,尽管众声喧哗,却汇集为一股“新”的意识形态洪流,目的在于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相映之下,周瘦鹃在1919年的大量书写隐含“新”的意涵,却体现了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

  “五四运动”与文学纪实

  周瘦鹃在1919年,第一件事是他对“五四”学生运动的支持,无疑昭示其写作生涯的危机与激情时刻。从6月至9月在《申报·自由谈》中以“五九生”笔名为新辟“见闻琐言”专栏发表了14篇时事评论,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谴责政府当局的卖国行径,声援北京和各地罢课及罢市。同年6月又出版了中篇小说《卖国奴之日记》,绘声绘色记载了5月4日学生“火烧赵家楼”与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其时周瘦鹃24岁,是上海的知名作家。如果说5月26日在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上出现“五四运动”的命名而继续其滚动效应,那么少不了像周瘦鹃那样推波助澜的环节。今天来看这似乎印证了历史学家的一种论点,即历史由那些与政治及思想的伟大事件相关的“公共记忆”所构成,然而在1950年代周瘦鹃被当作“反五四逆流”的“鸳鸯蝴蝶派”而遭到批判,他不服气并有所声辩,自己却记不起当初与“五四运动”的那段文字因缘,说明“公共记忆”常常是一个社会意识的排斥装置,对于个人记忆也扮演了吊诡的角色。

  6月,周瘦鹃的第一篇时评说:“前天上海二万多个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上替北京大学殉难的烈士郭钦光开追悼会,十分悲伤。我说一样一个人,郭钦光死了,就有这二万多双眼睛中为他落泪;要是章宗祥一死,恐怕要有四万八万多个脸儿上显出笑容来咧。”章宗祥被殴,一度传闻重伤致死。周瘦鹃对于郭钦光与章宗祥之死的悲喜比照,爱憎分明不言而喻。其实上海的反应还是嫌慢,5月4日后不久北京学生实行罢课,上海至19日才罢课,25日广州为郭钦光举行追悼会,上海也迟了一周。《申报·自由谈》本是文艺副刊,开辟“见闻琐言”专栏意在跟进新闻,周瘦鹃颇似临危受命,毕竟打破了报纸一向自诩的“中立”立场,成为映现“五四运动”与市民情绪波动的镜像窗口。

  “五四运动”掀起阵阵文化冲击波,如黎锦熙指出,全国白话小报一时达到四百种之多,而报纸副刊也突变文风,旧体诗文被白话译著所取代(《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页72)。上海另一大报副刊《新闻报》的《快活林》也跟进,7月间把向来居版面之首的“谐著”栏目改为“谈话”,文言变为白话,也特邀周瘦鹃为主笔。如在8月20日《苍蝇》一文中,他以嬉笑怒骂之笔把参加巴黎和议的代表或山东省长等人譬作一群“专使撒烂污政策”的“大苍蝇”。的确,比起其同人周瘦鹃显得更为开放新潮,因为“五四”而文运高照。

  此后周瘦鹃追踪时态发展,对政府当局尽鞭笞嘲讽之能事。6月8日他说:“眼前北京政府的举动,不是很像死物狂么?”“人发死物狂时,还有医生医治。政府发了死物狂,那就是没有法子想,你不见那许多学生,明明是起死回生的好医生,他却非但不愿就医,反而杀起医生来,唉,可怜可怜。”6月10日说:“从五月四日以来,要算是中华民国全国学生的受难时代,被拿的被拿,被打的被打,也有被刺伤的,也有被饿得半死的,你们看北京天津武昌南京上海那一处没有这种事?”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与币制总裁陆宗舆这三个“卖国贼”最遭民众痛恨,政府不得不将它们罢免。周瘦鹃在6月18日说:“曹章陆的罢免令已下,上海商界上欢声动地,都开巿了。但我有一句话要劝告我们国民,那三人虽已去了,我们做国民的事,还没有完结,可是国贼不但是曹章陆,还须防着旁的人上台,这是第一件事。五月九日是永远的国耻纪念日,大家不要忘却,赶快提倡国货,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大家须得打起精神,监督政府,因为政府好似个六七岁的顽皮小孩子,你好容易把他教训好了,一旋身怕又要淘气咧!”

  周瘦鹃特别爱国,身上重叠镌刻着“国耻”两字。“五四”激活了他对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记忆,其自述以“五九生”为名,因出生在五月八日夜间:“只差几个钟头,说他五九生,也总算过得去。”另外他曾经一再提到他的父亲病死于1900年,正值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王朝出逃,因而临终时忧愤交加口喊“杀敌!”深受“国耻”刺激,周瘦鹃在1915年作了中篇小说《亡国奴之日记》,主人公在祖国沦亡后逃到太平洋孤岛上发出锥心刺骨的悲号。1919年又将满腔悲愤倾注于《卖国奴之日记》中,内容过于激烈而找不到出版商,结果他以“紫兰编译社”的名义自费出版。

  《卖国奴之日记》始自1919年1月,至年末为止。以第一人称模拟曹汝霖口吻,以其好友老罗与张姓“地皮大掮客”分别影射陆宗舆与章宗祥。书中描写“欧洲和会”激怒国人,三人暗中与“东国”的卖国交易,5月4日日记主人的府宅被烧及,老张受伤,军警镇压,罢课罢市蔓延全国,直到三人被免职。小说在六月出版,这些情节皆根据新闻报道而来。7月之后的情节全凭虚构,描写了中国灭亡、主人财产全被东国没收,众叛亲离,人人喊打,至12月这一“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穷途末路,“打算投往蒙古外沙漠中,掩盖我卖国的罪恶,等着一死完了”。

  以日记形式为进行时中的“五四运动”作实录,似是中国史学传统“春秋”笔法的某种现代转化,却别有一份“公共记忆”的敏感。文学上可说是一朵奇葩,为“卖国奴”设置一种悔恨的基调:“愿大家看了我日记,知道无国之苦,不要学我作卖国奴。”但整篇心理自述如周瘦鹃自言:“多无耻之语,为吾人所不欲道,不屑道者,顾吾欲状卖国奴,状之而欲逼肖,则不得不悍然道之,其苦痛为何如。”书中充斥着对“东国”的谄媚之语,比方说“我对于那东国,本来很崇拜很敬爱,我们这中国,可就不在我心坎上。瞧上下百事,哪里比得上东国?就是东国国民,也都是上天的骄子,聪明伶俐,人人可爱。别说是上流社会中人了,就是一个化子,也使人见了欢喜的”。这类句子叫人起鸡皮疙瘩,对作者来说犹如自虐的创作过程也真的很不容易。

  然而周瘦鹃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毕竟是有限度的。6月8日的“见闻琐言”说,上海正在罢市,他在街上见到许多学生,所举旗帜上写着“敬告同胞切勿暴动”的口号,于是评论道:“我说现在罢市尽罢市,自万万不许暴动。可是这回我们正义和邪道交战,旗帜十分鲜明。你一暴动,就放出邪道的面目来了,那旗帜上也着了污秽咧。”声援北京学生,但对于本地抗议运动则不主张暴力,不希望引发动乱,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市民与商界的立场,也是《申报》的态度。而像周瘦鹃这样的职业文人,其生活之源与城市经济秩序唇齿相依,当然不希望社会发生动荡。

  市民大众的感情教育

  与“五四”短暂交集之后周瘦鹃回到日常轨道。如其自称“文字劳工”,他在1919年仍然多产,少说也有数十万字发表于各种报纸杂志。小说方面除了《卖国贼之日记》尚有少数短篇,而《礼拜六》时期的“哀情”小说不再时兴,他一时缺乏方向,创作处于低潮。他编译了《世界秘史》以及与同人合作翻译的 《欧美名家侦探小说大观》,出了五集,这些也不能与两年前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相比。该书获得教育部嘉奖,奖词由鲁迅执笔。不寻常的是,以撰写“见闻琐言”为契机被《申报》聘为“特约记者”,次年接替陈冷血成为《自由谈》主编。虽然去年他担任了《先施乐园日报》的主编,那是一份先施公司屋顶游戏场的小报,影响力当然远不如《自由谈》。其实从1914年开始周瘦鹃就在《自由谈》上发表小说或随笔,每年数千字,最多1917年达两万余字。的确,1919年他抓住这一契机,其实与“五四”有关的“见闻琐言”共万字不到,自6月起他以“瘦鹃”本名发表了十余万字。仿佛使出浑身解数,设计了“小说杂谈”“紫罗兰庵随笔”“影戏话”“一见倾心艳史”“情书话”“名人风流史”“艺文谈屑”等栏目,大谈特谈世界名人的恋爱经以及古今中外文艺掌故、小说理论、世界电影以及朋友圈的趣问轶事等等,可谓琳琅满目。

  1911年8月王钝根创刊《自由谈》,以“游戏文章”与“自由谈话会”等栏目介入时政实践“言论自由”,结果遭到袁世凯当局的封杀。1914年王钝根离职,先后由吴觉迷、陈蝶仙和陈冷血担任主编,较有特色的是陈蝶仙所主打的“家庭常识”主题。在此脉络里来看周瘦鹃所开辟的众多栏目,无疑撞击眼球,《自由谈》由是翻开新的一页。的确,周瘦鹃作为一个时尚作家,如王钝根说:“少年男女几奉之为爱神,女学生怀中尤多君之小影”(《社会之花》1924年1月),可见他的明星效应。他善于通过与印刷资本及消费市场的合谋把握都市脉动与大众欲望,从事具社会意义的文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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