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与新知识阶层的兴起(2)

　　新知识阶层的兴起

　　科举制度废止后, 一个迥异于传统读书人的新知识阶层迅速兴起, 改变了清末民初的社会结构。近代中国的新知识阶层的出现并不始于科举废止之时, 但科举制度的废止无疑加速了这个新知识阶层的崛起。

　　传统读书人转变为近代新式知识人, 是由于晚清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然。近代知识人的出现, 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西学东渐的结果, 导致了晚清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及新知识阶层的产生。近代知识人赖于两种渠道产生:一是从传统读书人 (士绅) 接受近代西学新知后蜕变而来;二是从新式学堂学生接受西学新知培养而出。

　　从19世纪60年代起,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创办了许多新式近代学堂, 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知识人。洋务新政伊始, 就与新学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 从1862年到1904年间约有几十个新式学堂建立, 其中仅外语及西学堂约15个, 军事等专业学堂约30个。这些旨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各类新学机构, 突破了中国旧学规制和教育内容, 开始按照近代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的特征设置教学内容。新学人才也由此逐步脱离了“学而优则仕”的封闭式社会流动轨道, 主要以其技能和专业知识背景进入社会。据统计,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流向, “有加入电报局, 或任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之要职的”;而北京、上海、广州同文馆122名毕业生中, 有22人从事教育、医学、农工商等业, 占13%。9到清末新学体制形成后, 新学的知识结构及其学科分类覆盖已经比较全面, 科学技术专业的新学人才明显增多。清末127所高等专门学校中, 理工农医类学校共23所, 学生达2195人, 占全部专科学生总数的9.2%。据1915年统计, 在94所专科学校中有工农医类学校29所, 学生4763人, 占全部学生总数的19.8%。10

　　新型传播媒介的变革, 为近代知识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报刊与近代出版业为读书人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 固定的薪金与稿费制度帮助他们成为报人或独立撰稿人。近代的都市化造就大批市民, 他们有稳定的收入, 固定的闲暇, 构成了文化市场, 促进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11晚清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出版机构, 需要聘请中国学者合作。这些合作者遂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新式知识人。他们与传统读书人有着较大区别:靠出卖知识获取生活资料, 有着固定收入和相对稳定的生活。

　　传统读书人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提供规范, 近代知识人则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工化、专业化决定, 担负着不同的职业功能。他们开始远离政治, 致力于本专业的知识生产 (学术研究) 和知识传播 (教书育人) , 为社会输送人才。这样的社会职业, 遂使其与政治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 不复为社会的中心而日趋“边缘化”, 也迫使他们不得不为生计而谋划。近代知识之多样性造成了社会职业之多样化。故近代知识人在追求学术独立之同时, 亦将大学教授、专家及编辑等作为“稻粱谋”的职业, 追求其经济上之利益。

　　晚清西学的输入, 导致了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 导致了士绅职业选择的变动。传统士绅开始向新职业流动, 成为近代新社会结构中的“知识人”。从传统士绅向新社会职业的流动状况中, 约略可窥近代新知识阶层形成的历史轨迹。传统士人的职业选择, 多为入仕。传统士绅中蜕化而来的新知识人, 其流向由“入仕”逐渐转向商人、企业家、教师、编辑等社会职业。晚清新兴的“商”“学”“法”“工”等职业, 成为初具西方新知的绅士的选择目标。近代绅士被日趋细化的新职业所吸纳并趋于分化。20世纪初期, 社会新职业获得较快发展。绅士多舍弃“功名”的虚饰而谋自由职业之实事, 各种新式学堂之教职、报刊学会事业之编辑, 多为绅士获取。在1904年设立的“三江师范学堂”中, 有传统绅士50余人, 分授修身、历史、伦理学、算学、体育各科。1902年, 湖北巡抚端方奏保奖励的湖北教习, 多为绅士出身的新学堂教师。

　　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对传统读书人向新知识人转变的影响巨大。科举制度的废止中断了长期延续的“仕学合一”传统, 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解体, 传统读书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逐渐转化为近代知识人。企业、公司、商务、学堂、报馆、学会、谘议局等新兴社会职业, 为转变中的士绅们提供了容身之所。新式学堂将有“功名”的绅士作为重要接纳对象。时人称:“青年学生, 不管是进入中学, 或者是进入高等专门学堂;不管是进入文学堂, 或者是进入武学堂;不管是在文明界中参加报馆、学会、图书馆、教育会或其他团体;不管是在军队方面到新军中应征入伍, 或者是进陆军小学, 进陆军测绘学堂等等, 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12在1905年至1909年时, 全国已有农业、商业、理工等专业学校16所, 学生1881人;实业学校254所, 学生16649人。至1909年, 全国共有2651名工商类毕业生, 多数对口供职。民初, 各级各类专业门专科学校达30多所, 每年在校学生约6000人左右;实业学校500多所, 每年在校学生约30000左右。13

　　近代新式知识人, 更多的是从新式学堂中培养出来的。即便是传统士绅向近代新知识人转化过程中, 新式学堂也是不可或缺的过渡机构。获得社会新职业的士绅, 尤其是大批进入新式学堂的士绅, 不得不接受与传统读书人完全不同的西学新知。过去八股经义之类的教学科目, 变为近代学校中诸多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课程。

　　如果说科举时代的书院课程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话, 科举废止后的新式学堂则以西方新学为主。关于晚清学堂学生知识结构的变化, 台湾学者张朋园根据陈启天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 将小学、中学、师范三类学校在清季及民国两阶段相互比较后认为:第一, 清季新式学堂设立之初, 无论小学、中学或师范学校, 惟恐一旦纳入新式课程, 学子尽弃传统知识, 因此读经课程仍占相当比重。尤其是高小及师范学校特别重视读经。第二, 到了民国时期, 读经的课程显然减少了。清季占27.1%, 民国仅得8.4%, 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政府明令废止读经后, 传统知识的课程更为减少。14第三, 新式课程, 数理化三者, 小学仅授算术, 中学则授代数几何、三角及理化, 另有博物及外国史地。清季占38.2%, 民国占34.9%, 两时期相差虽然不大, 但在全部课程中, 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第四, 读经的课程在高小较重, 而新式课程则在中学及师范学校较重。15故得出结论:“由新式学堂的兴起而知有新知识的兴起, 由新知识的兴起而知有知识阶级的蜕变。中国的传统社会由知识阶级与非知识阶级所组成, 前者领导后者。自科举考试之废除, 旧的绅士阶级不再有继起者, 新式学堂的兴起, 知识阶级的内涵亦为之一变。”16

　　科举制度的废弃和新式学堂的兴建, 逐渐形成了一个追求西学的新知识群体, 出现了西学新知取代传统旧学的趋势。据1910年的《四川教育官报》载:“近日办学官绅亦知旧学关系紧要, 无如学堂门类实繁, 晷刻有限, 既不能肄力以稽古, 自无由取精而用宏, 且各种学科多用译本, 学子操觚率尔非特据新词竞相仿较。”17正因学堂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故有人叹曰:“学堂奏定章程非不重四书五经, 然大概多视为具文。盖办学之人既多尚新异, 而教科太形糅杂, 势亦相妨。上年在里, 十龄外幼童入学堂已四五年, 尚未读四书五经者, 可为叹息。”18地方乡绅刘大鹏发出了学堂“所学皆洋夷之学, 孔孟之学俱弃之而不一讲求”的抱怨。19这些或从传统士绅转化或从新式学堂中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人, 在知识结构、理念上均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已非知识与社会价值的垄断与独占者;他们不再与政治权力必然地连在一起;他们不再是一个明显的身份的知识的集团;他们不再是社会金字塔顶层上的人;他们不再是一个排他性的特权阶级。”20这个新知识阶层“不是一个以权力、身份为基础的阶层, 而是一个以知识、成就为基础的阶层”21。

　　新知识阶层的期望与失望

　　科举制废除后, 为了笼络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知识阶层, 将其纳入朝廷的控制体制中, 清政府在制度设计上采取了“学堂与仕进混合”、“抡才与育才并一”的做法, 实行学堂奖励出身制, 将传统科举制的抡才制度与近代学堂的育才制度简单地进行嫁接, 旨在延续传统科举制度的“学而优则仕”, 将新式知识阶层包容到体制之内加以掌控。22而学堂奖励出身制度的被迫停止, 意味着清政府在后科举时代笼络新式知识阶层的失效。

　　晚清新出现的新知识阶层对清政府的态度, 经历了对朝廷寄予希望、游离观望、失望乃至绝望的变化过程。清季每次政治变革的挫折, 都会导致新知识群体的分化, 都会促使部分有识之士放弃对朝廷的幻想, 促使他们最后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兴办, 新知识阶层迅速兴起并成为有较大政治影响的社会力量, 改变了清末民初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此时新知识阶层包括的三股势力对清政府有不同的态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分子走向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对清政府的新政着力于揭露和批判;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虽对清政府的新政抱有很大希望, 但却被清政府排斥于新政之外, 故也对新政进行抨击。这样, 清政府实施新政所能依靠的社会力量, 只能是体制内的倾向改革的开明官僚、士绅及迅速兴起的对朝廷不谋而合抱有希望的部分新知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