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地方自治(2)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宝山县的新知识群体百余人，构成了宝山县新一代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特点是能够顺应晚清社会变革的时代潮流，在甲午战后，不满清朝专制统治的腐败，向往立宪、民主，除了袁希洛、邵曾锷等少数几个人在日本或杭州武备学堂参加同盟会，主要在国外或其他地区活动以外，其余的绝大部分都在宝山县及其相邻的上海等地奔走呼吁救亡图存，相继参加地方社会改革事业。

　　戊戌维新前后，废科举兴学校创办新式教育，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同时又是两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得风气之先的宝山县新知识群体在甲午战争后不久，“慨念救国自强，非先兴教育不为功”（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14，人物），即开始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汪元裙毅然弃官回乡里江湾任教。在罗店，他们促进老乡绅李钟瀚创设菁峨学堂。1901年开始，潘鸿鼎、袁希涛等人更多方集资，积极筹办新式学校，到1905年，全县已创立学校20所（民国《宝山县续志》卷7，教育）。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宝山的新知识群体踊跃地投入争取立宪，以及作为立宪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自治之中。他们富有历史责任感，乐于对家乡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责，“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张仲礼：《中国绅士》，第48页）。通过长期在故乡的活动或与故乡保持的各种联系，宝山新知识群体逐渐与原有绅士群体彼此加深理解，互有让步，互相接纳，并且推动后者追随时代潮流前进。

　　在清末立宪运动和地方自治等社会改革事业中，两者大体能保持合作关系。旧乡绅李钟瀚、张宝鉴、告老还乡的兵部郎中朱诒烈等，都在地方改革和自治中给予理解、合作，不少人还在自治团体中担任职务。这样，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和各类革新事业的实践，宝山新知识群体不仅增长了处理社会事务的实际才能，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对全县各类事务的了解和参与，巩固和扩大了在宝山社会改革中的主导地位。钱淦就是他们的一位代表。清末宝山城镇社会改革，就是在以钱淦为代表的新乡绅的领导和推动下，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开展的。

　　1906年春至1909年夏，新乡绅在宝山县成立团体，创设机构，举办若干自治性质的革新，为正式开展地方自治铺路奠基。他们仿效上海绅商自办机构、团体，筹措经费、整顿地方，以立自治之基础的思路，最初以学务公所，继之以教育会和劝学所，随后又创办清丈局，作为主要领导机构，促进宝山的改革事业。

　　1907年后，宝山新乡绅以学务公所、劝学所和教育会为主要机构，广泛联络旧乡绅和工商、学界人士，多方位筹措经费，从推广学校教育入手，创办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又创办了一批小学校和职业学校；在城厢和吴淞创办巡警局，初步建立起近代警政。同时又创办通俗教育社和戒烟会，对民众进行科学知识包括鸦片烟的危害和戒烟的方法的启蒙。而体操学校的开办，则为尔后筹设商团、民团提供了条件。

　　1909年初，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同年7月，宝山新乡绅即成立筹备自治公所，领导全县推行自治的各项活动。清末地方自治，主要是在府州县及其下属自治体内推行。当时分为两级，府州县的自治称为上级自治，城镇乡的自治称为下级自治。城镇乡自治先实行，府州县自治后实行。实行这两级地方自治的首要任务，则为设立推动机关和训练自治人才两项。

　　宝山县筹备自治公所为推动该县正式开展地方自治的总机构，是由清丈局、教育会、劝学所和地方自治会、地方公益会、戒烟总会、罗店吴淞两个商会以及各厂主要绅董的共同筹备而成立的，其领袖和基本骨干也是由上述组织经协商后推举产生的。因此，上述组织的主要成员也就成为自治公所的领袖或骨干。

　　宝山自治公所成立后，在钱淦等人的努力下，组织了自治研究所，创办了《宝山自治杂志》，作为对本县自治问题的调查研究，普及自治知识、交流各城乡自治情况和指导自治运动正常开展的机构。与此同时，组织人力分赴全县乡村，深入进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地方自治宣讲，并着手分期筹设城镇乡自治机关。

　　宝山自治公所不仅积极筹设各市、乡自治机构，而且推动原有的清丈局、教育会、劝学所等机构继续开展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在两年多时间里，清丈和兴学两项工作，在经费短绌的情况下，取得新的成就。到1911年，清丈完成了十分之八，并新办10余所小学。禁、戒鸦片烟的工作也取得新成绩。其他如浚河、筑路等，也有新的进展。

　　地方自治的经费难题

　　各地在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普遍面临所需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当时办理新政和地方自治，州县学务、卫生、善举、实业等事项，均被清朝政府定位为国家政务以外的地方自治事务，其所需经费不许动用国家租税，几乎完全由地方自筹。由于数目巨大，无法采取传统的私人募集、私人经理的方法运作，于是各城镇乡纷纷设立地方财务机构，筹措地方公共收入，从而产生了乡镇地方自治财政。

　　由于乡镇地方公款公产和罚金很少，实际上清末乡镇财政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种名目的公益捐，国家财政没有提供支持，几乎完全依靠乡镇社会自身的财力。这就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基础教育所需经费，理应由政府提供，当时却是政府强制性地要求各地开设中小学堂、蒙养院等，并规定其费用完全由民间自筹，这势必招致民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加上一些地方主持其事者克扣贪污、中饱私囊，各地频发“毁学”即捣毁学堂的事件。1909年，《东方杂志》以“毁学果竟成为风气耶”为题刊文指出：“自无锡毁学之事起，四川、江西旋亦有毁学之事，今则广东毁学之事见矣。考其原因，无非为抽捐而起”。

　　据统计，在清末发生的170起毁学事件中，有94起由教育经费问题引起；在浙江发生的256起乡村教育诉讼案件中，有162起与教育经费有关。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当时发生的各种自治风潮，其矛头具体指向各城镇乡基层自治组织，实质上则是民众对新政改革举措使他们未及享受其益，却先饱尝其苦的严峻现实的抵抗。其教训，无疑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