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里的革命：从辛亥革命到北伐

　　1894年6月，学成归来的孙中山，北上天津，向掌权的李鸿章上书建言改革。此刻，天朝的上空难得笼罩着一层祥和之气，满朝的臣工忙着给太后老佛爷筹办甲子诞辰大庆。康有为、梁启超等才俊在准备来年的乙未科会试。震惊朝野的甲午战争还没有打响。可能来得并不是时候，孙中山的建议，并没有被一代改革能臣李鸿章所接受。他“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决绝地走上暴力推翻清廷的道路。

　　革命万岁！

　　“革命”，语出《易・革・彖辞》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句。

　　孙中山究竟在何时何地在何意义上自称“革命党”并以“革命”作为反满的口号，这是一个可以让学者们继续争论的话题。据国民党元老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载，孙中山1895年赴日本，“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我们可以从当事人陈少白的著作《兴中会革命史要》中找到类似的说法，且他对冯说有所补充，“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样的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至此，“革命”，这个夹杂了中国古典和日本及经其转手的西文“revolution”意涵的词汇，便与孙中山领导的政治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是清政府半个多世纪丧权辱国、贪腐不堪的执政记录，业已将其“奉天承运”的神话消解殆尽。“革命”的口号，一经革命党人借助报刊等喊出后，就再也无法被遏制了。上自公卿大臣，下自贩夫走卒，或主动支持或被动反抗，大家都开始竞言革命。

　　《朝野新谭》一书记有一则八旗才子裕庚的女儿谈革命的趣事，这位满族千金竟称“以个人意见言，吾亦赞成革命”。更有趣者，1910年4月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不成被捕，清政府欲判处死刑以儆效尤，不料肃亲王善耆竟然以“革命党人遍天下，旦夕且暴发”为由，示意法部尚书廷杰从轻处罚。此举之出乎意外，以至鼓吹革命、人称中国卢梭的章太炎特意致书善耆，劝其加入同盟会，合谋革命。以上虽为稗官野史，也足见“革命”口号的影响之大。同时，“革命”也“飞入寻常百姓家”，甚至孩童的课堂。有同盟会入会第一人之称的曹亚伯，壬寅年间（1902年）任教湖南新化中学，“虽教博物及数学，然处处引发学生革命之思想”。所教加法一节，谓“清兵入关时，大杀汉人，在扬州十日，杀八十万人。在嘉定屠城三次，杀二十五万人”，“又杀十八省同胞几三百万人，共杀汉人若干云云”。

　　在众口一词的口号鼓动下，革命成为众人追随的时髦。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他以为革命党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对革命是深恶而痛绝。然而，不料，革命却使威风八面的举人老爷害怕不已，于是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当口号之下的革命成为时髦，也就渐渐挣开了“排满”革命的藩篱。辛亥革命前后，“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乃至于“宇宙革命”，都成为国人的谈资。 　　

　　1911年10月10日，一次意外，使得孙中山都不知情的武昌起义提前打响了，数月之间清王朝土崩瓦解。早先，年轻的革命党人曾预言“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辛亥这一年，全球的革命浪潮虽还未到来，但中国的革命却将皇帝拉下了马。从此，国人一致山呼“皇帝万岁”的时代过去了！革命万岁！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1912年，原本君临天下的皇帝退回到方圆数里的紫禁城，一个被称为“中华民国”的新政权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浴血奋斗十多年的革命党人，也似乎觉得告别革命的时候到了。走下临时大总统宝座的孙中山，认为他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主义俱已实现，于是决定致力于民生主义建设，并当选为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黄兴则在他39岁生日时的自题诗中写道：“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好一番功成身退、老于林泉的心境。

　　武昌起义之后，各政派领袖纷纷回国，筹划中国的未来。1911年11月，章太炎从日本归来，在回复武昌革命党人谭人凤的函电中集中表达了他的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太炎先生反对同盟会革命党人一党组织政府，主张多党互竞。这是典型的欧美近代政党观念，也是辛亥革命所刻意追求的民主、共和的体现。由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提出后，迅速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认同，孙中山对此虽有不同看法，也未能改变局面。1912年8月25日，作为革命党的同盟会被改组为宪政政党国民党，原同盟会成员大多加入。当然，也有如章太炎组建、加入其他政党。那时的中国政坛，可供选择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一时间竟然冒出了百余个政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无疑顺应也刺激了民国初年的建党热潮。

　　政党政治的观念甚至渗入到了偏远的乡村。2004年第四期《湖南文史资料》刊出作者署名李实的《辛亥革命时的乡居记闻》一文，一读之下，竟然把我们带回了100年前的历史现场。作者所描述的是一个湖南的穷乡僻壤，在辛亥革命后居然也闹什么民主党、共和党。原本惶惶不可终日的许多秀才、举人、绅士老爷、乡下的读书人，一下子似乎又找到新的出路。他们有的参加民主党，有的参加共和党，还有的来了个双保险，民主党、共和党都参加了。在他们看来，革命了，反正了，参加一个什么党，才能升官发财，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如此建党参政的盛况可谓空前绝后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听来都好像是海外奇文。但这确实是民国初年的实况，“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生逢其时，也与闻其事。

　　然而，革命党人在政党政治框架中设下的架空总统的议会内阁制，并没有困住手握重兵的袁世凯。1913年1月20日，代理党魁的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国民党通过赢得议会大选进而组阁掌权的希望落空了。革命党人以此事为袁世凯主使的名义，再次起兵，是为二次革命。不料，由于国民党自身的散乱，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有鉴于此，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革命”不仅未能告别，反而写进革命党的名称。短短的两年间，对革命党人而言，却有若天渊，辛亥革命由成功而至失败。从此，被国人称为中国拿破仑的袁世凯一步步走上帝制，中国的华盛顿――孙中山也就无法待在他所缔造的民国，被迫流亡海外。“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个口号被孙中山此后当作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一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