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上的西安事变

辛亥革命网 2016-12-08 14:09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单明明 查看:

适逢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之际,从《申报》新闻报道的角度,探求西安事变在国统区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在抗战前后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申报》的媒介影响力在国统区屈指可数。西安事变发生后,《申报》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跟踪报道。

  适逢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之际,本刊特别从《申报》新闻报道的角度,探求西安事变在国统区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在抗战前后的转变。

  从中可以看出,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节点,国统区的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态度亦迥然相异: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以及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抗战爆发后,西安事变在舆论中成为促进民族统一与团结的转折点。

  谴责与讨伐

  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13日,《申报》在“西安十二日上午起电报不通”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反应,在第三版显著位置以大字号刊登题为“西安昨发生重大事变”的新闻,一时间“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迅速传播。该事件一出,社会各界纷纷做出反应,《申报》将各界反应集中于报端。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消息。南京国民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危急情况,做出调整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人员配置的决议,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同一天,孔祥熙发表谈话称,张学良私下里已经致电“本人”,“略称爱护介公”“当负责保卫安全,决不使有一毫之损害”。为避免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混乱,孔祥熙力主平稳,使各部政务照旧进行,“决不使国家政务,因一时之变,及个人之进退,致蒙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极力维持治安,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令“重要地方宣布戒严”。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地方实力派方面的消息。西安事变前,阎锡山私下里对张学良劝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想法表示同情,并给张学良提意见曰:“汉卿,光劝不行啊!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但事件一出,阎锡山立马转变态度,主张“先援救蒋委员长出险”“遏止事变之扩大”。阎锡山还故作姿态地说:“余生平最大苦痛,除丧父外,即以此为最。”

  此外,冯玉祥也发表谈话对张学良予以指责,劝他“赎过自新”尽快“奉蒋公回京”,否则“此种忘恩负义之动作,不久必致身败名裂矣”。

  新疆的盛世才原本是张学良的部下,对西安事变是知情的。事变发生后,盛世才竟发表声明称“此次西安事变不但与新省毫无关系,且亦绝不赞同”。

  一直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惊闻事变之发生,决定于22日启程回国,临行前发表谈话“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西安事变发生后,地方实力派为避免殃及自身,纷纷发表声明撇清嫌疑,而汪精卫的回国无疑是给紧张的国共关系雪上加霜。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众对西安事变前景的讨论。归结起来,全国各团体、民众也有“讨伐张杨”和“和平解决”两种不同意见。上海市总工会、文化团体、农教团体、各界民众等主张和平解决事端,致电张学良,劝其以大局为重。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四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地方团体方面的消息。西安成为军队、民兵组织等争相讨伐的目的地,《申报》曾在17日推测说:现在西安已经成为“世界最危险地点”之一。想来,这样的预测也是有先见之明的。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五方面的内容是国际上的各类反应。日本“竟日开会讨论局势,备见忙碌”。表面上,派日本驻华大使以私人名义屡次向中国表示“遗憾”“亲切关怀”,实则探听虚实,为下一步做准备。

  国外各大报纸纷纷对该事件做了报道,所持立场态度均有不同,苏联政府机关报《伊斯维希亚报》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实则“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社论称,蒋介石在西安被劫持“已使远东时局陷入极大纷乱”“实系该国之一大不幸”;哈瓦斯电称此次事变“实乃共产党在远东从事煽动之结果”;意大利《民声报》称“张学良所耗费之金钱与军械”“必系取给于苏联,自无疑义”;梵蒂冈教廷机关报《罗马观察报》认为此次西安事变的发生“显然在于转移日本对俄之行动,使成为对华之行动”,并推测此次事件的幕后主使为苏俄。

  苏联大使馆在不久后即作出澄清:“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对于现在中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据《申报》15、16日载,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在14、15日连续两天访问当时的外交部,以探听西安事变之情报,急切之心情可以想见。

  动荡与缓和

  西安事变解决前后

  除以上内容,当时的《申报》还报道了西安事变前后,国统区在金融、交通、通讯等方面受到的不同程度影响。

  12月15日,宋子文接见记者并发表重要谈话,谈及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市场状况。

  在广东方面,自13日起,西安事变消息扩散开来,一般市民趁机操纵金融,使得“外汇突涨”“其余各项公债,均在狂跌”。在北平,本因绥远事件影响一直吃紧的金融市场,不料西安事变发生,致使北平金融行业雪上加霜“又受一打击”。

  在金融紧张的同时,物价也受到影响而“均涨”,“尤以粮煤有连日续涨势”。国民政府为稳定金融,采取沪陕汇兑限制的政策。直至20日,普通信汇须在伍佰元以下,伍佰元以上的款额仍然受限。此外,上海电报局称,沪陕电报于19日11时通达,“惟有线电尚未修复”。

  在交通、通讯方面,“西安事变突起,沪陕交通首受影响,致欧亚航空公司沪陕线之陕兰段及兰包线,均发生阻碍,不能飞往”,飞机经过西安也会中止停降。

  与此同时,西安事变还致使陇海路交通被阻,上海的水陆联运货受到直接影响。1936年冬,正值西北小麦歉收,向上海方面采办的米面粮等已经无法装往西北,堆积于“连云港栈房内”“致各栈均已堆满仓库”。

  截止到14日晚,西安、兰州、华阴、赤水等处电报“仍受阻未通”。“徐陕”之间的电报亦时通时断,“平陕”间普通邮件自事件发生后,“即受阻碍,迄未畅通”“津电局积压电报甚多”。

  西安事变发生所带来交通、通讯方面的阻碍,不仅使外界难以了解西安的情形,让事情显得更加棘手,而且增加了西安内部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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