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投机者：辛亥革命中机会主义盛行(2)

　　革命的“黑道血统”

　　机会主义对革命党来说，也有着巨大的诱惑。

　　在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因为，这些能够推进改革、修复体制的人，将大大减少革命成功的几率。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这不仅引起了朝野对革命党蔑视伦常的震惊——恩铭对徐一直提携有加，徐的暗杀名单更是激发了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反弹：恩铭之外，徐锡麟还计划刺杀端方、铁良和良弼，都是体制内的改革派。而1905年吴樾用炸弹袭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正是对体制内改革势力的定点清除。

　　在辛亥风暴中，死于革命党之手的政府高官并不多，其中就有端方、赵尔丰这样相当有人望的改革者或实干者。端方之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湖南名士左全孝说得更是透彻：“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而端方因其相对卓越的才能和远见，早被革命党列入黑名单。端方曾提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这种见解，在革命党听来比政府内的保守派还要刺耳。

　　为了争取资源，革命的机会主义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在庚子之乱中，孙文争取赌王刘学询的巨额赞助，条件是可以拥戴刘学询当老大，“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革命逸史》）

　　四川革命党提出的“离间官民”，生动地概括了发动革命的基本手段。在同盟会看来，对策动保路运动的立宪派们“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是很愚蠢的，“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在成都秘密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外围则“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成都会议后，同盟会先后召集四川哥老会各个香堂的 “大爷”，举行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革命党对新军的渗透，最有效的手段并非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而是哥老会的同袍义气。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不少都督，原先在新军的军阶军衔多不高，却往往有着深厚的“会党”背景。

　　对于辛亥革命中的黑道成分，毛泽东曾经大不以为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毛泽东早期文稿》）张太雷也说：“辛亥革命时的军队，完全乌合之众，都是些随声附和的土匪及旧式军队。这样军队，非特不能以之完成革命，就是与袁世凯的军队相敌亦还差的远。”（《张太雷文集》）

　　机会主义的争夺

　　一场奉行机会主义的革命，注定了其高举的意识形态大旗只是幌子而已。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评价说：“参加革命的识时务者，今日多已踞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党迅速腐化的同时，争权夺利也令同志成为仇敌。

　　上海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后几乎立即开战。同盟会的陈其美自称上海都督，光复会的李燮和就自称吴淞都督。当光复会的陶成章将司令部设到上海后，争夺人马饷银，陈其美干脆派蒋介石将其刺杀。这成为蒋介石在党内鹊起的重要资本。

　　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搞到兄弟靠不住、组织靠不住，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大景观。孙文也承认：“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致邓泽如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

　　黄兴多年前就担心，良莠不齐的同志们会“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刘道一传》抄件）果然不幸而言中。民国前期各地的军阀混战，除了袁世凯的北洋系之外，大多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同志们在互相清理门户。

　　而即使在革命党的高层，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导致理念与行为的严重分裂。在究竟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时，孙文表现了巨大的革命灵活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在革命党内部会议上，痛斥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认为内阁制下大总统成了“神圣赘疣”，他是“绝不肯徇诸人之意见”，去当这样的“赘疣”（《胡汉民自传》）。胡汉民在自传中说：“钝初（宋教仁）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黄兴）为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

　　在孙的强势坚持下，党内只好统一意见，实行总统制。并不服气的宋教仁在之后的不同场合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还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如此坚定地奉行总统制的革命党，在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就彻底大转弯，坚定地推行内阁制，以确保袁只能当个“赘疣”。

　　革命党内的争权夺利，宗派斗争，不仅是其意识形态空洞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机会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鲁迅对这一时期的革命，有着深刻的认识：“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美国学者Meribeth Cameron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其实质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之一。在人们所说的共和主义和议会的背后，引发这场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革命一样，仍是人口过剩、天灾、官员的横征暴敛和王朝的衰败。”（《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问题在于，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却因为高举着“共和主义和议会”的大旗，反而令这面大旗成了“狼来了”的虚假呼喊，这奠定了民国期间口号与行为相背、旗帜与方向相左的沃土。

　　对这种“共和”极度失望的鲁迅，在《集外集·杂语》中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在《呐喊自序》中，他说：“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这位敏感的思想者，捕捉到了革命风暴中的投机主流。在各种动听的“主义”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主义”成为各方奉行并实践却都心照不宣的：不择手段、不讲规则的机会主义。

　　革命元勋蔡济民曾作诗一首，至今值得整个民族反思：

　　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

　　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