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11)

　　东江叛军方面自第一次失败后，即退集闽赣边境休整，陈炯明为扭转颓势，加紧与北洋军阀勾结，时受伪命之广东督军沈鸿英既失败，由于政学系周善培辈之牵线，北洋政府已改任林虎为广东督军、叶举为广东省长。此时陈炯明对林、叶二人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叛军内部矛盾渐深。六月间杨刘之乱发生时，党军、粤军大部分西撤，叛军又乘虚进据惠潮梅一带。惠州方面由叶举指挥杨坤如、熊略等部据守，潮梅方面则由林虎指挥洪兆麟、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等部据守，积极计划与北寇及桂军残部相呼应，待机合击广州国民政府。

　　蒋介石以10月中旬率东征军出发，初步以攻占惠州城消灭杨坤如、熊略等部为目标，然后分路攻略潮梅，肃清叛军全部，以绝北伐后患。攻惠州城之役，蒋以大部党军攻坚，前仆后继，死伤颇重，计阵亡团长一人、营连排长及士兵数百人，卒将惠州城攻下，叛军被歼甚众，我军经过数天之休整，随即分路前进。由程潜任左翼军指挥，率部由东江攻略龙川、兴宁、梅县，扫荡盘踞梅属各县之敌；何应钦任右翼军指挥，率大部党军经淡水、稔山攻取海丰、惠来、潮阳，相机进占汕头；蒋介石自兼中路军总指挥，率粤军大部及党军一部由平山、三多祝攻略普宁、揭阳，进占潮安，并肃清盘踞潮属各县之敌。

　　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王懋功、副官长张治中留守后方，我以筹款任务已毕，乃遵蒋嘱在后方顺带一些应需物品出发。出发前夕，惠州已攻下，广州方面发起慰劳前方运动，当由陈璧君以国民政府汪主席夫人身份、陈洁如以蒋总指挥夫人身份带同慰劳品前往惠州慰劳东征将士，廖夫人何香凝亦参加。我临时受委托率兵一排护送同往。我们乘坐“大南洋”号浅水轮出发，行抵苏村附近，因水浅，“大南洋”不能前进，遂又改乘由小轮拖带之民船数艘，因而迟了三天始达惠州。此时蒋介石已于前一天前进至平山，通过电话联系，蒋请她们不用前来，但她们坚持要前往，行抵某地（地名已记不起），即见蒋介石亲率轿马前来迎接。此时蒋正千方百计争取汪精卫之支持，故对陈璧君的照顾特别周到。犹忆那天，各人皆相当疲乏，皆愿坐轿，惟陈璧君自逞英雄，坚持要骑马，蒋即亲自拉一匹驯良的马，扶她上马。不料行甫数里，陈璧君即不慎坠马受伤，此时蒋又亲自急召担架救治，殷勤备至。事实上，当时蒋虽总握军权，但在国民党的资望仍浅，故极力挟汪以自重。在东征途中，我见蒋给汪的电报，上下款称呼都是“主席钧鉴……中正叩”，对汪可谓十分恭顺。其实蒋对汪不过利用一时，并非真心拥汪，当时明眼人已能辨之。

　　陈璧君等在平山留两天，即由陈春圃随护返惠州，廖夫人一行则顺回鸭仔步村为仲恺先生立纪念碑。她们在惠州休息数日，陈已无恙，遂遄返广州。我则经先随蒋介石自平山出发。

　　回忆当时东征，高级幕僚中有高级参谋陈焯、张定瑶，秘书长马文卓，副官处长王文翰，此外有苏联顾问罗加觉夫将军（代替加仑将军的）等。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则在右翼何应钦一路，未与我们同行。当我们行抵华阳附近，曾发生一场惊险，其时前面枪炮声颇密，我随蒋急上前方高地视察，知已与敌主力接触。俄而我先头部队谭曙卿师一部纷纷后退，蒋率卫队制止无效，在纷乱中，副官处长王文翰所率后方辎重行李竟为退兵阻断，与我们失去联络。幸而天色已暮，敌未追击。我们在狼狈之余，只好冒夜由侧面退至一山村向老百姓家借宿。此时饥饿之际，蒋介石肝火大动，记得他那时命陈焯坐在自己身旁，口授书写下达各部队明日任务，甫毕，又命令拿纸来，声言要枪毙王文翰。此事虽经我和马文卓力劝而止，但蒋当时大摆威风，一方面是要吓吓左右，使大家对他领导不敢怠慢，其存心之狠辣，于此亦略可见。次日，前方情况忽然好转，各方捷报接踵传来，使大家十分兴奋。谭曙卿师大部会合某部（可能是前张民达师旧部之余鹰扬、张和两旅）后，即在华阳附近围歼叛军林虎所部主力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等部，并全部予以缴械；右翼何应钦所部亦在惠来、普宁之间击破洪兆麟叛军主力；从而左翼程潜所部亦不甚费力而达成肃清梅属叛军残余之任务。自是蒋所率中路军一路未遇抵抗，顺利抵达潮汕。至此，陈炯明所部积年抗命之叛军已被我军全部消灭，仅余翁辉腾（照垣）一部千余人退至东江上游龙川江西交界，我后奉蒋命将其收编为一个支队，归入潮梅军建制，暂驻老隆。

　　陈炯明叛军全部被肃清后，东征军总指挥部以潮梅地区频年被叛军盘踞，民生凋敝，遂首先布告严禁烟赌，并派周恩来为东江行政专员，整顿地方行政。我记得一次随蒋介石出席汕头各界欢迎大会上，蒋极言烟赌之害，革命政府决定永远禁绝，博得群众掌声雷动。蒋介石不久即嘱何应钦留守潮汕，自己回广州布置力量，以遂其进一步夺取党政军大权之目的。迨1926年1月间，我亦因收编翁部，沿途风雨，致患肋膜炎病，请假回省城治疗。

　　蒋介石既将广东所有军力统一起来，遂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宣布建立“国民革命军”，以其嫡系部队——党军为第一军，自任军长，何应钦副之；谭延闿为第二军军长，鲁涤平副之；朱培德为第三军军长；李济深为第四军军长，陈可钰副之；李福林为第五军军长；程潜为第六军军长。其时我方在病中，蒋忽来一亲笔函略谓“兄以病弱，不适宜带兵，弟等为照顾兄起见，经商定将兄部潮梅军编归胡谦师（胡，江西人，留日士官生，原任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留守惠州，后改任师长），俟兄病愈，将另任兄以其他要职”云云。自此以后，我遂在蒋的排挤下长期完全脱离军职。我遵令改编之际，领得一小部分饷项为编余人员遣散之需，而将比较可用之幕僚荐蒋酌用，如军部参谋长蔡慎（广西人）被蒋荐派龙门县县长，少校参谋罗卓英被任为黄埔军校教官（后依附陈诚，累升至军长、总司令、省主席等职）。

　　1926年春，蒋介石借平定东江叛军之声势，通过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中央执行委员资格。3月，遂借“中山舰事件”驱走汪精卫，以其亲昵浙江同乡张人杰（静江）为国民政府主席，并继续排斥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有资格人士。5月，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旋复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至是蒋介石已从心所欲名实相符地总揽党政军大权。

　　6月，我病已稍愈，蒋介石即向广东省政府推荐我任东江公路处处长兼韩江治河处处长，并以私函促我速赴汕头就职。到职仅及月余，时宋子文（财政部长）在蒋介石同意下以筹集北伐军费为名，复弛潮梅赌禁，引起潮梅地方人士开会反对，并邀我出席。我以东征军总指挥部既已申令禁绝该地区烟赌于前，墨汁未干，一旦弛禁，不啻出尔反尔，为害地方、失信于民甚大，遂亦参加通电反对。记得当时我演讲词中有“如果廖仲恺、胡汉民执政，决不至再有此谬举”之语，便有人将我演词全文寄蒋阅看。蒋对此甚为愤怒，且其当时正在追求宋美龄，宠信宋子文，便谓我“破坏财政政策”，电令军长何应钦拘禁我于东征军总部，听候查办。后经张静江、孙科等以我病重为词，出面向蒋说情，始获释返广州休养。1926年10月，我由粤教厅取得名义东渡日本，借以避蒋之锋芒，因遂留日五年。我个人与蒋介石之关系亦至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