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7)

　　八、陈炯明6月16日叛变前后

　　1922年4月杪，中山先生回抵梧州，陈炯明忽来电表示辞职。中山先生知陈非出至诚，未遽允之，复电陈请其来肇庆面商。陈炯明未即奉召前往，仅托廖仲恺（时以财政次长代理部长）先往试探中山先生意见。中山先生以陈炯明不来，谓其已无诚意解决问题，即决定下令免陈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职务，但命令尚未发表（后闻得主张免陈职最力者为蒋介石、胡汉民两人）。廖仲恺获悉中山先生态度，意恐关系一旦破裂，可能酿成事变，影响北伐全局，于是匆匆返省力图转圜，劝陈炯明亲往肇庆，向中山先生当面解释一切。陈当时态度犹豫，曾一度准备偕林森（时任建设部长）前往，但其左右亲昵力谓安全可虑，阻陈不宜冒险前往，陈遂迟疑不行。廖仲恺对此很焦急，曾嘱我说：“汝速电展堂告以竞存即来肇面商，请其转报先生（中山先生）收回免职成命，以免发生变故。”但旋得胡汉民复我电称“先生不能收回成命，借重竞存之处尚多，仍请竞存来商”云云。陈获悉胡电，愤然不语，旋入内室与其亲信马育航、钟秀南、钟景棠等密商后（当时团长陈铭枢亦在总司令室），即表示决不赴肇，当天下午即离穗赴惠州，而另密令叶举等原留驻广西各部队向东移动。陈临走之际曾嘱我留广州看中山先生态度如何再通知他。当时粤军总部不动，只陈率少数人员离去。陈走之后，我即电告中山先生谓陈已称病赴惠。中山先生回电委我为广东宪兵司令（时总部原有宪兵二营向由参谋长直接指挥），着会同第一师代师长梁鸿楷维持广州秩序。我接电后尚未就职，翌日晚中山先生已返抵石围塘车站，并以电话召我前往询问情况。时在座者有胡汉民、蒋介石、胡毅生（大本营参军长）、古应芬（省署政务厅长）及李文范等。我向中山先生报告陈离穗前后情况和陈部粤军恐有不稳。中山先生反问我：“如此应如何应付？”我说：“光竞存个人去就虽不大影响北伐大计，但其所部叶举、洪兆麟等辈，类多利禄之徒，平日与陈结纳甚深，过去对援桂之役，已有分歧意见，对北伐意义向少认识，宜劝竞存回来加以说服，以防彼辈发生事变。”中山先生亦以为然，乃决定派古应芬、李文范前往惠州劝驾。古、李二人以从来未到过惠州，情形不熟，希望我能同行并以粤军袍泽关系疏通陈的左右。于是遂决定派我等三人于翌日首途往惠。到惠后与陈炯明会见于西湖百花洲，谈至深夜，陈一味推说劳瘁多年，暂须休息，坚决不肯出。这些自然非陈由衷之言。我等以商谈无结果，越日即离惠。陈之秘书黄居素同轮至石龙，他转火车赴香港，我等返省向中山先生复命。在途中古应芬告诉我说：“昨夜陈部副官长练演雄等拟将你加害于百花洲，其理由说是你在总部任参谋处谍报科长，平日与中山先生通风报信，对改道北伐，必然知情而不报告，故中山先生至肇庆即任你为广东宪兵司令云。幸为竞存所止而罢。此乃黄居素途中密告我的，黄还嘱我转告你切勿再赴惠，免蹈不测云。”

　　先是，中山先生在肇庆令免陈炯明职，同时已另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并令裁撤粤军总司令部，所有粤军统归大本营直辖，而仍留陈炯明陆军部长、内政部长两职，以察后效。以陈既坚决不来商谈，一切遂照原定步骤进行。伍廷芳就省长职后，复以廖仲恺兼任广东财政厅长，由于陈炯明已去，不能在财政上再加掣肘，旬日之间，即筹拨北伐军费国币三百万元，使各军能及时向韶关集中候命。中山先生以布置就绪，即赴韶主持一切。5月6日在韶关誓师北伐。各部队陆续向赣边移动。当时部署情形如下：以李烈钧率赣军、滇军（朱培德）任中路，从南雄攻大庾新城；以许崇智率粤军第二军及梁鸿楷第一师和李福林任右翼，从南雄出乌迳进攻信丰、南康；以黄大伟（粤军第一路司令）军任右翼，从仁化进攻崇义上饶，以会攻赣州为第一阶段。正当北伐军前锋行将接触之际，叶举率驻桂粤军五十余营已陆续东下分布粤垣。中山先生闻讯，即于6月1日由韶回穗镇抚。时叶举总指挥部设在白云山下郑仙祠，叶等扬言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职，并向省方索饷。中山先生即命廖仲恺筹款清发叶军饷项，又遣我陪同孙夫人前往白云山郑仙祠等处慰劳叶举等。此外，中山先生并设宴招待叶等各将领，拟顺便晓以大义，但叶等毫无礼貌，临时借故不来。

　　6月13日北伐军攻克赣州，继续向吉安挺进，前锋已达万安。此时陈炯明已与吴佩孚等密谋就绪，拟由陈炯明部在穗发难，然后与赣督陈光远夹击北伐军，而我方亦得情报，均谓陈部有发生事变可能。6月15日下午五时顷，我赴总统府与陈可钰（警卫团长）同入谒中山先生，汇报所得各方情报，当时中山先生犹谓陈炯明不至谋叛。中山先生说：“我与竞存近几日仍有电报往返商量两广军务，目前可能是他部下一些悍将骄兵借名索饷，以难财政当局，饷清发了谅可各自回防，竞存曾谓愿以生命人格为保证，我信他不敢作犯上作乱之事，竞存无命令，难道叶举等敢作主吗？且我已定明日返韶关，难道今晚还会有事吗？”我们见中山先生看法如此，也就不以为意。于是便退出同赴财厅前太平馆餐室晚饭，作为我给陈可钰饯行。饭后又同往长堤熊略旅司令部一侦情况，当时熊不在，见其司令部人员态度如常，未觉有可疑迹象。至此即与陈可钰分手，陈返总统府团部，我则返九如坊住宅就寝。至夜半，忽接汪精卫来电话询问有无紧急消息，我将今日下午中山先生看法告汪，话尚未完，电话线忽中断，我为之愕然。从这件事看来，我们的电话已被人监视，我们可谓麻痹大意之至！未几，门外有人叩门甚急，据称是宪兵排长某要面见司令官报告要事。我以其面生且来得突兀，乃嘱家人代见，佯说司令官不在家。其人似失望而去（事后判断此人当是善意来报告消息者）。又未几，街上忽传来枪声，由疏渐密，细审似在观音山和财厅前（宪兵司令部所在）一带，我始知真有事变发生。继而宪兵司令部有人来报叛军已侵入司令部搜索，一再追问司令官何在。当时分析情况，我之宪兵在省者只有一营，且又分散，固无法集中掌握使用，而我亦恐为叛军加害之对象，便感到此时在住宅亦非安全，惟街头已遍布叛军步哨，难以通过。候至天明枪声渐少，我即出正南街，初拟至原粤军总部探询究竟，途值军需处长李宗岳，他语我：“你地位危险，宜急避，不可露面。”我离家时原已告家人将至都府街陈融住宅，至此乃急往陈家，惟已无一人。不一时，家人来告谓叛军已来宅搜查，追问我何往。我闻言即潜往仓边路古应芬家。古亦已避，惟古夫人在。我在古家躲避两天，派人购得赴香港船票，秘密出沙面雇小艇登港轮。在轮上闻人言中山先生平安无恙，并已登黄埔军舰云。私衷慰甚！抵港后晤古应芬，相约搭港轮至黄埔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谒见中山先生。至则蒋介石亦已由上海前来，在舰上大家研究如何固守长洲、虎门等要塞，与海军相犄角。当时最大的希望是北伐军能迅速回师讨逆。大家判断，许崇智、李福林等都必会回师（后来黄大伟军亦回师，当时实未想到）。中山先生对第一师很关切，但大家对该师动向颇有怀疑，认为梁鸿楷本人不成问题，其所部陈修爵、谢毅两团则恐难靠，尤其是陈修爵，邓仲元师长在世时，陈尚且公然包庇大批烟土，梁鸿楷对彼等恐难控制。是时中山先生正计划对叛军加以炮击，惟舰上仓率间未备广州军用地图。由于我的族弟罗惠群当时任广东陆军测量局长，我便写一信托由黄骚秘密前往取得广州五万分之一、一万分之一等详图回舰应用。7月初，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应陈炯明之托，携陈亲笔信登舰谒中山先生，该信原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守，庶北征部队，至免相残，保存人道，以合天和，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肃此，即请

　　钧安！ 　　　　　　　　　　　　　　　　　　　　 　　　　　　　　

陈炯明敬启六月廿九日晚

　　陈炯明此信貌似谦恭，实则要求由彼收拾局面，其所谓“恳请开示一途”，明眼人皆知为“请孙下野”的另一措辞。中山先生当时态度坚定，他对钟荣光说：“事已至此，唯一办法就是竞存真能悔过前来相见，他能如此，我不仅宽恕他，而且还要用他，你可转语竞存，办法就是如此！”钟荣光回去后，即再无下文。此时陈炯明已逐渐出面主持叛乱。由于叛军兵力上居优势，7月初虎门失守，海军方面之“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又为陈方收买驶出黄埔，局势至此渐趋恶化。中山先生在舰上惟盼北伐军能迅速回师应援。因我过去与第一师官佐多有交谊，中山先生遂许我折返香港，绕道汕头入赣，争取梁鸿楷等人参加回师讨逆。我微服由汕头经揭阳、兴宁沿粤赣边境绕道抵达南雄、始兴，与胡汉民、许崇智等取得联络，我告诉他们沿途会见第一师部分队伍陆续向东江方面南返，但不见到梁鸿楷等重要军官（后始闻得梁已先行），似此脱离许崇智指挥，恐有异动。此为7月中旬间事。

　　当陈炯明、叶举等发动6月16日叛变之际，胡汉民以大本营文官长留守韶关，其时留韶薄弱，仅有警卫团的张发奎一营，由于来攻叛军处优势，胡被迫率部向始兴、南雄北行。许崇智、李烈钧、李福林、朱培德、梁鸿楷、黄大伟等闻变即在赣州开会，决定由许崇智领第二军、梁鸿楷第一师及朱培德、李福林、黄大伟等部回师，李烈钧以参谋总长名义率所部赣军留守赣州。但回师时，陈、叶已命叛军大部队到达韶关，以阻北伐军南下；而奉命回师之梁鸿楷第一师行抵信丰三南即不听命令，擅自退往东江河源，初抱观望态度，不久，该师陈修爵、谢毅两团竟受陈、叶之命参加叛变，反戈攻击进攻韶关之北伐军（该师徐汗臣、陈济棠两团还未加入）。7月下旬，韶关翁源方面战事非常激烈，旋以叛军利用广韶（后扩为粤汉）铁路增援接济便利，北伐军则两月来转战疲劳，韶关方面之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部及翁源方面之黄大伟部均死伤颇大，兵员弹药均缺乏补充。当时虽得湘军陈嘉佑部增援，但帽子峰阵地终再得而复再失。时第一师陈修爵等部既加入叛军在韶关方面反戈相向；陈光远（赣督）、沈鸿英（已投附吴佩孚）等敌军又自北南下夹击我军，李烈钧因亦退出赣州而至南雄，叛军又派人（闻为罗辉堃等）向我各军分化诱降，以致第二军许济师一夜间逃走了一大部；李福林军内部意见亦不一致，高级主要人员中有主张投陈以保存身家者，即如所部两个支队司令李雍、李芳及总参议李朗如均同时离队（这是李福林在始兴紧急会议时亲口报告的）；黄大伟军方面亦迭告急，无可再调增援。此时胡汉民、许崇智、李福林等均在始兴前线，我亦到达，在始兴开紧急军事会议，鉴于军事形势失利，决定第一步在韶关方面各部撤至南雄，黄大伟部则撤退至龙南待命。许、胡等到南雄后复与李烈钧会商，均认为现况如此，我军已不能再战，必须脱出距敌较远地方，从事休整，再行相机反攻。于是李烈钧率赣（李明杨等）滇（朱培德）湘（陈嘉佑）三部退往湘边，许崇智率第二军及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退往赣东。我随胡汉民及大本营人员（其中有林云陔、陆幼刚、黄昌谷等）则随许崇智军退至瑞金（张发奎营自韶关败后入山，故后来张有土匪之诨名）。沿途见我军残败之余，士气沮丧，粮弹两缺，大家对革命前途深抱焦虑。当北伐军退至安远时，曾拟有从寻邬乘虚入平远、梅县，进取潮汕，以迎中山先生率海军来汕头之计。但据探报：洪兆麟已率叛军数千进至平远大柘、八尺，并有向会昌筠门岭截击我军之讯，乃决定全部移至瑞金休整。中山先生在白鹅潭舰上获悉北伐军回师失利，知待援无望，始以8月9日乘英国兵舰出香港转乘商轮以13日到达上海。此为中山先生北伐统一大计之一次重大挫折，而其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从此亦益为中外人士所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