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8)

　　九、许崇智军入闽成立东路讨贼军

　　许崇智在瑞金休整所部时，深感回师广东一时已不可能。时中山先生与段祺瑞尚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许崇智、胡汉民等遂计划率所部（许、李、黄三部合计尚约万人）联合驻福建之段系混成旅长王永泉（号百川）进取福州，经派员（俞奋等）与长汀王旅团长孟某联络后，即由胡汉民经长汀赴延平与王永泉面洽合作攻取福州之计划，王永泉同意后并派人秘密护送胡汉民经福州赴沪向中山先生报告。

　　1922年秋在安远时，胡、许命我以广东宪兵司令兼大本营军法处长（原处长为蒋作宾，已离职）名义，率宪兵一排（原由广州派出随大本营出发的），沿途维持军风纪，抵瑞金后，许崇智以聘书遣其亲信万黄裳（军需处长，湖南人）等邀我担任第二军代理参谋长（原参谋长为蒋介石，蒋以前我亦曾任该军参谋长）。我视事后，即与许计划入闽军事部署。当时为了避免闽督李厚基的注意，我军扬言将开赴浙江与浙督卢永祥（段系）会合。大约9月初旬，许崇智全军离瑞金入福建边区，经宁化、建宁、泰宁、邵武、建阳，始折而南下建瓯，沿途山路崎岖，给养困难，此时军中饷项支绌，每天每人官佐只发四角、士兵只发二角，伙食零用均在内，其艰苦可见一斑。时值深秋，天气渐冷，官兵均御单衣，粤籍士兵几不能耐。但仍能续进。在长途跋涉中，军中有“与其行死，不如打死”语，足见我军已有“哀兵”情态。我军行抵建阳时，段祺瑞已派徐树铮秘密由浙江前来指挥王永泉旅并与我军商定对福州作战计划。是役由王永泉旅担任对延平正面攻击（直皖分裂后李厚基已倾向直系，另派一师驻延平），许军以一部协助王旅侧重击延平之敌，大部进古田，攻克古田后，即以孙本戎率三营进出白沙，切断敌闽江交通，以李福林、黄大伟两部从间道直窥福州。王旅在延平方面屡攻不克，伤亡甚重，卒由许加派何梓林（湖南人）旅增援后始将延平之敌消灭，惜何旅长遂于是役阵亡。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间道进至洪山桥时，李厚基猝不及防，仓皇出走，李福林、黄大伟部遂先入福州，我军俘获械弹、服装、粮秣等甚多，是为10月13日也。是役成功得自福建沿途民众助力不小，如谍报、运输、粮秣供给等等，盖皆谓孙中山的北伐军纪律严明，应表欢迎之故。许崇智、徐树铮、王永泉等随亦先后抵达福州。中山先生在沪闻捷，即本闽人治闽之旨，任命林森为福建省长，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是时徐树铮亦设立“建国军制置府”于福州，并任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盖我军申明要回粤讨贼，不要福建地盘也。

　　东路讨贼军成立之后，所属三军扩编为十二旅，其番号如下：第一军辖一、二、三、四旅，旅长为王懋功、陈得平、丘鸿钧、龚师曾；第二军辖五、六、七、八旅，旅长为许济、孙本戎、黄国华、张民达；第三军辖九、十、十一、十二旅，旅长为林驹、吴近、袁德、郑咏琛。后又改编李厚基残部一旅为第十三旅，旅长为张毅，辖于第二军。合以其他护士营等直属部队，共约二万人。不久，蒋介石、林森先后来福州分别就任总部参谋长及福建省长职。我以总部参谋处长兼第二军参谋长名义偕中校参谋林绍祺赴厦门与段系师长臧致平（兼厦门镇守使）洽商东路讨贼军自闽回粤路线问题。时廖仲恺奉中山先生命偕刘纪文携款来福州劳军（汪精卫亦曾一度来视察并为林森就职之监誓）。在福州未下时，中山先生曾派李章达、蒋光鼐、李扬敬、司徒非、韦就等五人由沪经浙间关前来许军效力，至此亦抵达福州，分别受任为总部参谋、副官（蒋光鼐任护士营长）。此外前来投效者尚有叶剑英等，叶初受委为总部上尉参谋，旋出任张民达旅少校参谋长。陈策、张惠长、陈庆云、林伟成等海空军人员亦来视察，林伟成并以华侨捐献之飞机数架运来，作为建立空军之基础。此时各方面对东路讨贼军寄予深切之希望，福州一时俨然成为革命军政之中心，各方党政军人员前来访问者络绎不绝。

　　蒋介石抵福州任总部参谋长后，即对第一军军长黄大伟不满，认为黄大伟恃功骄纵不听指挥。蒋此时对各方军政情况，亦颇有牢骚，例如许崇智任张国桢为东路讨贼军第四军军长，使张回粤收编叛军残部，亦令蒋不快（后来张被蒋杀，亦是伏因于此）。蒋致上海胡汉民、汪精卫函中有“十日内如无进步，则无可奈何，将去而返沪”等语。中山先生在沪曾亲函（11月21日）对蒋责勉其不应消极。蒋得书后遂稍留以待廖仲恺来商，因中山先生函中有“不日当命仲恺来福州面详”之语。

　　十、西路讨贼军克复广州

　　 中山先生在沪，以东路讨贼军虽已成立，但以整补需时，未能立即回师广东，且自闽回师须循陆路，远道行军，颇费时日，适在桂之滇、桂、粤各军，均有代表到沪请示，因此遂计划组织滇、桂、粤各军为西路讨贼军，沿西江东下讨陈。其时中山先生命邹鲁以特派员名义驻港负责策划一切，又命邓泽如协助邹鲁并负责财政以应军需。邹鲁命范其务（后曾任广东财政厅长）等秘密赴桂与滇桂军联络，并暗中指示粤军第一师李济深（参谋长）、邓演达（工兵营长）等在广州相机策应。

　　 先是，云南总司令顾品珍曾调驻川已故之赵又新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杨池生、杨如轩等五个混成旅回滇，改编为云南北伐军，以张开儒为总司令，杨希闵为前敌总指挥。旋以唐继尧忽回滇夺取顾品珍总司令职，顾被击毙，张等遂拟加入桂林大本营北伐，军次贵州某地，因中山先生改道北伐，大本营由桂林转至韶关，该军又拟经柳州、梧州入粤，行抵浔州附近，适遭6月16日之变，陈炯明加派叛军已进至梧州设防，以堵滇军东下。当时许崇智等正反攻韶关，陈炯明仍虑滇军与许军呼应，遂通过桂军师长刘震寰运动范石生、蒋光亮等，使勿东下，范、蒋二人随刘震寰抵穗，受陈方声色货利之诱惑（时尚有赣军梯团司令赖世璜亦来穗投陈），遂按兵不动。惟当时在桂之滇桂军仍多拥孙而不附陈，经邹鲁等策动后，遂于12月下旬在大湟江“白马”举行会议，参加者有滇、桂、粤三方军队代表，决定组成西路讨贼军。12月下旬，张开儒曾以滇桂联军总司令通电讨陈，刘震寰、范石生、蒋光亮等虽拟投陈，但回桂后见大势所趋，亦迫得接受“白马”会议决议。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刘玉山、陈天大等部沿西江两岸东下以击正面之敌军主力，粤军第一师之第四团及工兵营亦加入东下共击叛军。另桂军沈鸿英、刘达庆等部则出广宁、四会、清远以袭广州之背。叛军方面由叶举、熊略指挥，在德庆、肇庆节节败退，陈修爵旅一团在德庆全被消灭。闻陈炯明亦曾亲至三水督战，惟讨贼军军锋甚锐，叛军在三水芦苞方面溃退，叶举、陈炯明即狼狈放弃广州，率残部东撤。时沈鸿英部师长李易标兼程先进广州，占据粤秀山一带形胜要地（此为后来沈鸿英谋叛之伏线）。1923年1月15日，各路滇桂军皆陆续进至广州，市内各机关均被占领（范石生部进驻省长公署），入城各军军纪甚差，在市内横行霸道，引起广州市人民严重不满。粤军第一师大部及第三、第四师虽亦参加东下讨贼，惟以势力较弱，讨贼无功，避免与滇桂军冲突，遂相率开赴江门四邑一带候命。惟第三师自江防会议后魏邦平被虏，给滇桂军胁迫缴械。

　　 蒋介石在福州获悉西路讨贼军已克复广州，乃于1月下旬偕我和李福林同轮离福州赴沪谒见中山先生。蒋向中山先生提出东路讨贼军回师计划，并力陈必须撤换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始能顺利完成回师讨贼任务。中山先生卒从蒋议下令撤黄职，以许崇智兼任第一军军长职。黄于是愤而投奔陈炯明。

　　 我与李福林向中山先生报告本军自南雄撤退后经赣入闽一路详情。中山先生对军事形势好转，甚表欢慰，我并将闽督李厚基狼狈逃离福州时所遗芙蓉冻大图章两方呈献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受而置诸案头，并笑谓此可作为平闽之纪念品。其时帝国主义对中山先生革命军事取得新进展颇为注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受命对中山先生之政治活动暗中监视。举一个例：时旅沪广东同乡会曾假永安大楼设宴欢迎李福林和我，到会者约百余人，席间主席原定请我们讲话，但临时工部局来人加以制止，据谓“这里只许宴会联欢，不许谈论军事政治”。帝国主义此种对革命的露骨干涉，引起与会同仁无限愤慨。过去中山先生常给我们指出：我们革命不只要打倒军阀，更需要打倒军阀所恃以作恶之帝国主义，于此可获得一次深刻的论证。我等留沪仅两天，李福林和我即照福州所商定的任务，同行回粤。李除抚集其留散粤中旧部外，并迅速招补兵员，我则仍以总部参谋处长兼第二军参谋长名义返穗与滇、桂、粤各军联络，以谋东西并进，夹击叛军而消灭之。当我由沪抵香港时，中山先生之驻港办事处已决定派古应芬负责成立大本营江门办事处，并派冯祝万、冯轶裴、冯宝森、刘纪文、李仙根等随古赴江门，主要任务是维系团结粤军各部队伍。古应芬告诉我：目前港办事处经费支绌，急需筹些款携赴江门成立办事处。是时我即以程天斗（前广东省银行行长）捐助许崇智军之港币万元先交古应芬应急。

　　中山先生以西路讨贼军已克广州，广东又可作为革命根据地，遂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促即赴省就职，我亦随回广州。此时沈鸿英又与北洋军阀勾结，欲自为广东总司令，而以省长一职饵杨希闵，唯杨未表赞同。沈为贯彻其割据野心，遂假长堤江防司令部（杨部驻地）召开会议，拟将胡汉民、邹鲁及粤军前军长兼广州卫戍总司令魏邦平等当场击毙，而胁迫杨希闵、刘震寰叛变，杨、刘不与谋，此毒计幸未得逞，胡汉民、邹鲁由刘震寰、刘玉山保护脱险。魏伏地未受击伤，由沈部李易标把魏交杨希闵，旋强迫魏邦平下令将其旧部第三师缴械，经过十余天，始将魏释放回家。胡汉民脱险后，避往沙面，知沈鸿英已变，随赴港电辞省长职。当事变之日，沈军驻长堤某部，见一汽车经过，误以为胡汉民、邹鲁，用机枪扫射，谁知死者乃系沈军参谋长王鸿猷和军长刘达庆，事后始知已误杀自己的要人。

　　中山先生旋改命徐绍桢为广东省长，又命孙科为广州市长，鉴于各项税收概为各军霸占，乃任港商杨西岩为广东财政厅长，伍学熀为两广盐运使，使负筹饷之责，借以维持现状。

　　十一、孙中山返粤就大元帅职及东路讨贼军之回师失利

　　 时中山先生已开始决定采取联俄联共的革命政策，由于廖仲恺之居中努力，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已发表（1923年1月26日），政治局面为之一振。中山先生应广东及西南各将领之迭电邀请，乃于2月21日自沪返抵广州，旋复任大元帅职。随同回粤者为廖仲恺、杨庶堪、蒋介石、张继、陈树人、陈策、何成濬、路孝忱、谢良牧等。大元帅府乃设在河南的广东士敏土厂。旋分别以廖仲恺任大本营财政部长，杨庶堪为大本营秘书长，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大本营总参谋长先为张开儒，后为李烈钧），张继、谢良牧为大本营参议，陈树人为省署政务厅长，陈策为海防司令，何成濬为鄂军总司令，路孝忱为陕军司令。中山先生当时虽锐意以肃清东江叛军为急务，而对全国，尚有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的理想，故抵省数日，即决定成立“工兵局”，派姚雨平、罗翼群、周之贞、朱卓文、吴铁城、黄芸苏六人为筹备委员，后以时局演变未成立。是时滇桂军在广州跋扈嚣张，惟以搜括聚敛、扩充实力为务，对于讨贼几置脑后。中山先生非常震怒，曾命我为大本营军法处长，责令执法以绳。但我觉当时军纪败坏已极，大本营实力有限，对滇桂军实无法加以克制，故辞不敢就，辞呈中有“假令一一执法以相绳，将使人人伏诛而后可”之句。中山先生对滇桂军失望之余，除命其以一部监视沈军外，而以大部开赴东江区域之东莞石龙，推进至樟木头、龙岗及博罗方面，担任警戒叛军，而以肃清叛军之主要责任属望于许崇智所率之东路讨贼军。

　　4月间，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自福建开抵潮梅附近，叛军虑前后被夹击，乃由洪兆麟等四个师在汕头通电“独立”，陈炯明则宣称下野。李烈钧遂以大本营总参谋长名义赴汕头收抚叛军残部四师。接着许崇智军亦开入潮汕，时中山先生在穗获悉陈炯明、洪兆麟等所为，即判断其中恐有诈伪，遂命我赶赴汕头促许崇智勿在潮汕久留，迅速回师广州。我到汕头向李烈钧、许崇智传达中山先生意见后，曾拟一晤洪兆麟，拟动议中山先生及邓仲元向日对洪之厚谊和期望，冀洪输诚归附，戮力革命。但洪不在，只晤其部下师长尹骥及赣军司令赖世璜（当时赖已投陈后又反正归李），他们对我故示热情，饮宴之余，并约为金兰兄弟，引起我的警惕。与彼辈周旋数日，我即迅速离汕返穗复命。不久，洪兆麟部果然乘沈鸿英公开叛变之际（约在5月间）再度叛变，李烈钧仓皇出走，许崇智率部被腰击于揭阳附近，情形十分狼狈。同时，许军行抵兴梅之部，又为伏于赣南之林虎所部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等叛军狙击，损失惨重，伤亡溃散过半。许军几经艰苦始于6月下旬间返抵博罗附近休整。在洪军叛变之际，李福林适由穗抵汕头谒许崇智商军事，一时退出不及，几被俘虏，赖其军部参议黄干甫引路搭轮赴港，幸获脱险。由于东路讨贼军回师失利，各方面对许崇智失望之余，多不谅解，财政当局亦加歧视。时我已奉中山先生命出任大本营兵站总监，力在中山先生及廖仲恺（时任广东省长兼财政厅长）前，为许说项并力任粮秣接济，使许军在给养上能获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