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已久的难忘记忆(3)

　　回万县后，我一直是同吴展堂(辅成学院支部书记)、吴汉、韦鼎(中共党员)、李尚猷等一起主持或参加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活动。

1945年7月1日，上海法学院的老院长褚辅成（右三）抵延安访问，右一为毛泽东、右二为黄炎培

　　自雷震毕业后，由吴展堂接任法学院分院党支部书记。吴展堂毕业后在万县税务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成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吴展堂划为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饱经磨难，直至1979年才得到平反，1983年离世。

　　吴展堂毕业后又由吴汉接手法学院分院支部书记。吴汉1945年入校，念政治经济学系，与我同宿舍，志趣相投。“良善读书会”、“良善壁报”、“一得读书会”他都参加了。这时我与吴展堂、吴汉、李尚猷、韦鼎常在一起，彼此心照不宣。1947年底，就是吴汉给我办的转学手续，并去信去电报说详情已知，要我速返万县的。

　　1948年春夏之交，吴汉同我说，现在风声很紧，他要悄悄离开学校，韦鼎问题也很大，我当时因为不是党员，国民党的追捕名单上没有我，要我暂时镇静地留下来。我把一支金戒指和钱都给了他，他换上了我的衣服，我同他作为玩耍散步，掩护他从万县对岸的陈家埧离开了。

　　以后他在重庆的哥哥吴安田(重庆某自行车修配厂)还给我寄来了钱，并经常与我秘密联络。新中国成立后，吴汉任四川省富顺县区委书记，最后一 直担任泸州地委党校的副校长。

　　韦鼎原在法学院政治系念书，同时在万县师管区任宽台报务员。他利用关系，秘密收听延安广播消息；同时，还搜集到一些国民党在川东一带的武装部署情报。起初，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最后被发现，韦鼎立即隐蔽起来，我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他化装步行到石宝寨乘船至长寿，再由长寿改乘小船到达重庆，这样就避开了从万县上船、重庆下船检查时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韦鼎在重庆市任新华社西南分社秘书。1955年批判胡风时韦鼎受到批判，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

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在万县西山公园合影。从右至左：韦鼎、李幹、吴展堂、吴汉、李尚猷

　　我家原住洪湖新堤，武汉沦陷后，父亲为避免留学日本的同学和亲戚(如嫂子的伯父杨蔼堂是日伪时期湖北省的财政厅长)的纠缠，因为他们要请他到武汉去作日伪的伪官，他远离新堤，逃到内河的一个小镇杨树峰，在那里教私学和行医。我耳闻目睹日本和皇卫军的残暴，于1940年投奔在江西赣州中国农民银行做事的哥哥李方（黄埔军校14期学员），步行3个多月，经过了日本哨、皇卫军、土匪、国民党以及新四军的哨所。日军的哨所是偷越的；经过皇卫军、土匪区域时，我身上所存的一点钱都被抢光；经过国民党军128师驻地时，作为沦陷区青年，我对他们直述情况，他们留我住了一宿，吃了两天饭；经过新四军驻地时，他们对我很热情，留我住下吃饭，劝我留下，特别是我到的那天，医生给我很热情，留我住下吃饭，劝我留下，特别是我到的那天，医生给我将脚上的泡弄穿敷药，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坚决要走时，临行前给我几个大面饼、两双草鞋和一点钱，几个同志送我很远。我当时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抱有极大幻想的，我是从沦陷区出来的，我以为沦陷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方中央政府所在地官员们一定是卧薪尝胆，艰苦卓绝，谁知千辛万苦到了长沙以后，特别是到衡阳以后，仍然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心里还是有很多想法的。我住在“战区青年接待站”，每天早上吃一碗粥，下乡躲日本飞机轰炸，晚上回来又一碗粥。我在衡阳给我的哥哥李方打了一个电报就没有钱了，恰巧哥哥又出差了，等半个月以后才给我寄来买车票的钱，而后历尽千辛辗转到达赣州。

武装军警压制上海法学院游行示威队伍

　　抵达赣州后，考入江西吉安剑声中学高中，学期结束后，被校方通知“思想不纯，勒令退学”，据说这还是对战区青年的优待。后在赣州考入华东联合中学，临毕业时，因未填申请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表，只发学业结业证，未发高中毕业文凭。考入上海法学院后，我一直是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与进步同学在一起。我总觉得我这一辈子“无怨、无愧、无悔”，心安理得。

　　1988年，我参加在成都召开的国际元史学术研讨会，我和老伴专门走水路由武汉溯江而上到重庆转泸州去看望我的老同学吴汉，在泸州住了3天，聊了3天。会议结束后，我们这些40多年前的老同学相聚成都，韦鼎、吴汉、彭正华、张铮在成都李尚猷家(李尚猷当时是四川省公路总局党委书记)团聚了三天，40多年后的相聚啊，真是百感交集，难以忘怀，发生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40多年来，每一个人的经历该有多么大的变化呀……我们日夜畅谈往事，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真是不堪回首，让人唏嘘不已。

　　时光流转，我今年已95岁，回顾自己的经历，想起以往的同学、战友、同志，他们大都已经谢世，更想起一些为共和国立下卓著功勋的前辈，和他们相比，我今天丰衣足食，看书，写文章，在书海中惬意地遨游。知足常乐，我很满足。我认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读书明理，要把自己的读书所得转化成富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经得起历史验证的好文章，要为国家、为社会有所贡献，因此，书虽不断出版而研究步伐未停。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应该是含着极深的人生感喟的。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在困踬坎坷时，以读书写作自励；在闲适轻松时，以读书写作自娱；在失意低沉时，以读书写作自解；在事务繁忙时，以读书写作自强。现在我继续老骥伏枥，“咬定青山不放松”，经常写点东西，为后人研究提供方便，我觉得是一件极其愉悦的事。每当我抚摸着自己一本本、一套套厚厚的精美的研究成果时，想到“人书俱老”的故事。环视喧嚣人世，还是颇让人动容的。

在书海中遨游、在书林中漫步对作者来说是最美好、最惬意的事。图为作者近照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元代经济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