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的地方自治(3)

　　江苏省在收复市政厅的过程中，对李平书采取的不着痕迹的外科手术具有较深的政治意涵，清除李平书可以理解为当局的市政厅去政治化愿望。但后面的事态表明，市政厅去政治化并不是北洋政府政治谋略的底线，其底线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自治不休，动作不止。

　　1913年发生了三起对上海地方自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发生的宋教仁遇刺事件；二是5月3日因关押宋案嫌犯而致的市政厅闭门事件；三是1913年6—7月间上海以自治势力为代表卷入二次革命。这三起事件环环相扣，步步进逼，将上海地方自治逼入二次革命的死胡同。

　　宋教仁被刺已使国民党遭受重创，又因关押人犯而使在辛亥之后具有国民党色彩的市政厅闭门，无疑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关闭市政厅大门后来被证明不是一个轻率的举动，而是以打击市政厅为直接目标，停办地方自治为间接目标，经过精心谋划的策略之举。

　　北洋政府对上海地方自治的意图犹如藏在幕布后的牌局，幕布是慢慢揭开的，随着幕布完全揭开，一些似乎比较突兀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才能显示出其精妙之处。一年之前由黄包车夫引起的军警冲突差点让警察厅长穆湘瑶辞职，而穆的欲辞未辞恰似一个洗礼仪式，仪式完成后穆也成了北洋政府在上海的“自己人”。一年之后借宋教仁被刺案的契机，这个举足轻重的“自己人”突然冲上前台对市政厅发难。军警冲突是外（军队）对内（上海）的压制和打击，闭门案是内（警察厅）对内（市政厅）的打击，是地方自治的内在分裂和冲突，而这场角力的设计者是场外的北洋政府。

　　“门禁交涉案”引起上海官绅商学、社会团体和舆论界的强烈反弹。5月17日，上海县议长莫锡纶和县知事吴馨从中斡旋，市政厅与警察厅达成谅解，嫌犯迁移关押，上海市政厅开门办公，门禁危机初步化解。

　　自从1912年7月上海民政总长和沪军都督府被取消后，上海地方自治机构便面临窘迫的境地，“门禁交涉案”虽然揭示上海自治深得人心，但并不能改变自治机构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无所作为。在这种背景下，上海自治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利用二次革命爆发后上海面临战乱威胁的契机，试图以自治机构领导的商团作为第三方力量调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两大政治集团的争执，以巩固自治机构的自主化地位。

　　二次革命之由来，约言之，即为袁世凯与国民党之冲突。1913年6-7月，李烈钧和黄兴分别在江西、南京宣布独立。上海市政厅很快做出反应，县知事吴馨、警察厅长穆湘瑶、总董陆崧侯开会讨论局势，“以保护商业，维持治安为唯一目的”。同时组织单一上海保卫团，推举李平书为团长，在市政厅内设事务所。

　　警察厅长穆湘瑶首先退缩，于7月18日宣布辞去警察厅长职务，在沪各团体推举李平书为代理厅长，宣布上海独立，自治机构主要领导人追随李平书。至此，上海市政厅公开走向了北洋政府的对立面。

　　市政厅追随李平书宣布上海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怪的抉择，是对两大政治势力斗争前景的形势错估，或者是“自治or死亡”的坚定表达？现在都不得而知。但至少李平书在上海社会强大的感召力，以及对1912年黯然退隐郁郁不得志的坚定反击，导致上海自治势力走上了一条没有归途的叛乱道路。

　　上海自治之终结

　　1913年7月28日，袁世凯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8月6日，郑汝成出任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同一天，郑宣布上海戒严。8月8日《戒严法》在上海公布，戒严令将上海划定为警备地域。李平书流亡日本，其他主要人员或避居东北，或悄然隐退，上海地方自治遭遇重大挫折。

　　戒严和自治的关系颇耐人寻味，戒严在表面上是使刚刚遭受战争的上海恢复秩序，防止国民党破坏。但是，戒严令的实施是在上海局势平定，国民党销声匿迹之后。而从上海戒严令取消是紧随自治取消来看，戒严令的主要目标是针对自治，代表北洋政府的镇守使几乎将自治等同于叛乱，上海自治作为北洋政府的心腹之患，由此可见一斑。

图：上海外滩 1928年

　　戒严令之外，中央政府采取三项措施侵削和取缔上海地方自治势力：

　　第一，迫使恢复警察厅长职务的穆湘瑶辞职，控制上海警察机构。第二，中央规定不允许官员在本乡任职，上海县知事吴馨与崇明县令洪锡范对调。第三，免除市政厅董事会总董、董事、乡董、乡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停给自治职员薪水。

　　在侵削、打击、抑制上海自治的各项措施全面布局完成后，1914年2月3日，袁世凯终于颁布停办各省自治令。3月1日，工巡捐局取代市政厅开始办公。同日，上海戒严令取消。标志以市政厅为主导的上海自治退出历史舞台。

　　上海地方自治机构对“二次革命”的深度卷入是中央与地方两套话语体系无法有效对接的必然后果。上海自治机构试图借助“革命”话语实现自己的自治理想，抵制中央话语体系的侵削和控制。当两套话语体系矛盾只能用“革命”加以解决时，两大机构之间的互搏和存亡便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由之，上海自治之终结亦在情理之中。

　　上海自治的结束与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姚公鹤对之有如下评述：“论者谓二年自治之取消，实因上海一隅而波及全国，良有因也。”

　　上海地方自治兴起于清末，1911年末1912年初达到影响力的顶峰，随后迅速衰落直至消失。中央政府对上海自治叛乱式定性，拖累了地方自治在全国其他地区的进程，促使全国地方自治程序性死亡。在这起失败的自治进程中，上海自治的中心化和政治化是一个重要的症结，这个症结借助意识形态革命发酵，将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导向了一条敌对的道路，从而为地方自治定下了一个宿命式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