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情深两世家——陈、黄两家的交往

　　黄兴先生生于1874年，先祖父陈炳焕（字树藩）生于1860年，同处于国家内忧外患、民生痛苦、军阀混战的时代。为振兴中华，黄兴先生毅然舍小家为“大家”，带领年幼的儿子进行“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斗争，为辛亥革命和民国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祖父则带领幼弟及子侄跟随黄兴投身革命，为民国的创建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陈、黄两家在革命征途中交往甚多，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树藩祖父与黄兴父子

　　1904年，陈树藩与黄兴同受聘于明德学堂任教。其弟季藩与黄兴一同参加筹备甲辰起义，其长子嘉祐及长侄嘉会都加入了华兴会。对于黄兴所组织的革命行动，陈树藩是给予同情与支持的。

　　1904年甲辰起义失败后，黄兴遭清政府悬赏缉拿，在国内已无容身之地。陈嘉祐与黄兴一同亡命日本。此时，黄兴十二岁的儿子黄一欧也受到连累，随时有被抓的危险，只好退学。最初，陈树藩出面关顾，先让其躲在南门晏家塘的家里，后又转移到南阳街张斗枢办的书店楼上。由于风声越来越紧，长沙城里不能立足，就把他藏到善化县廖家河外祖母家，接着又躲到他东乡的二姑家。直到1905年秋末冬初，才同湘潭黄积成一起去日本（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31页）。

　　此时，陈季藩因重病，没能与黄兴同往日本，也躲在乡下，不久病逝。

　　1911年黄花岗之役以后，黄一欧亡命东京。这年夏天，同盟会派一批同志回湖南工作。一欧化名黄祖光，同刘大辉、刘况、陈嘉任、陈嘉立等人由东京回到长沙，都住在明德学堂。一面与在长沙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唐蟒、谭心休等取得联系，对外，却宣传成立野球会（一名棒球），招收青年学生学习打野球，以增强体质。实际上是以此团结同志，并由此而练习抛掷炸弹，以为将来发难时准备。但不到一个月，有人向官方告密。说有革命党搞阴谋活动。端方从湖北来电通缉，唐蟒和黄一欧为抓捕重点。风声紧急。时任湖南咨议局副议长的陈树藩及时出面维护，让其逃离长沙，仍赴日本（见《忆黄兴》190页）。

　　1902年，陈树藩从两湖书院肄业 ，受张之洞的赏识，作为湖北游历官派往日本考察政治。陈树藩自日本归来，即已对革命抱以同情，在他的影响下，子侄陈嘉祐、陈嘉会、陈嘉任、陈嘉勋、陈嘉立、陈嘉祺六人均相继加入同盟会，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颁布上谕，着各省举办咨议局。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1909年10月湖南咨议局成立，谭延闿举为议长。陈树藩选为议员、副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人物之一。

　　1909年以后，立宪派以咨议局、资政院为舞台，积极参政议政，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主张。陈树藩认为议员负有代表国民之重任，自应于国计民生筹之至熟。他遵议会之宗旨，所提交的议案，事先都进行研求，先后提出和参与提出了多个议案。

　　实行君主立宪，本质是议会通过法制限制君主的权利，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改良清政，以强盛国力。于是，陈树藩认真研读罗马法典、拿破仑法典等西方各国法典，为咨议局制定各项法制规章 。他和议员们对提案议决能努力坚持，尽职尽责，绝不“官可亦可，官否亦否”，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和监督意识。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欲以粤汉铁路、川汉铁路利权举借外债。湖南各界群起力争，掀起保路运动。陈树藩和粟戡时等四人被省咨议局委派赴京请愿。其时，邮传部发出通告：如再有人上京请愿，格杀勿论。议长谭延闿从安全考虑，决定让其推迟进京。但陈炳焕等四人坚持冒死一行，但未能取得结果。而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彻底暴露，陈炳焕义无反顾地转向了革命，拥戴孙、黄，与子侄们一同参加反清革命斗争。

　　陈树藩拥护孙、黄，始终坚持革命立场。1912年4月，他加入同盟会，并任同盟会湖南支部总务部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9月湖南成立国民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会计长。

　　谭延闿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陈树藩任财政司司长，同时接受财政部任命的国税厅筹备处处长职务，主持全省财税工作。

　　民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库虚空。陈树藩以强烈的爱国情怀积极参与军政策划，编制都督府治事条规，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增加财税收入，保证革命战争的需求。同时，为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是克服困难筹集和调剂军饷粮草，以供革命战争的需要。其时，湖南军政府先后派出湘军四批共8000多人北上援鄂，军需供应浩繁，陈树藩全力以赴，多方筹集，保证了需要。民国初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陈在谭延闿的支持下，筹集三十万上缴中央，为南京临时政府解燃眉之急，受到孙中山的嘉奖，并获得四等嘉禾勋章。

　　二是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制定新的税收制度。清朝末年，财政金融极端紊乱，而田赋征收历来为“书征书解”，流弊日多，为害日甚。陈炳焕大力改革湖南财经制度，废除“粮书制度”，制定《田赋征收改良说帖》及《湖南田赋新章》，以正税为衡定纳税额数，由政府统一征收，充实了省库，官民两利。

　　民国成立之初，粮食供应甚为紧张。陈树藩在长沙设立军米专卖局，规定凡各军需粮，以价银交付沪、汉之湖南分行，由湖南委员解送，每担于价银三两外，加抽军饷一两，既免去了各地委员来湘之烦，又得到米价低廉之便。时，鄂、汉、宁、沪及福州、广州皆来长沙买米，而湖南财政仅此一项收入，即达200余万钱。

　　湖南盛产茶叶，辛亥革命后，茶商裹足不前，安化等山茶户代表来省，请公家提倡。陈树藩乃令湖南银行派员入山采买，于是茶商始各踊跃。当时，谭延闿经营湖南，接济包括黄兴在内的各路革命党领袖辖地，湖南的米、茶及财政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陈树藩坚决响应孙、黄号召，反对袁世凯，遭到通缉，乃于5月去职离湘，赴沪参加反袁活动。

　　1916年护国运动兴起，陈树藩从沪返湘，派任湖南官矿监督、矿务总理等职。他深入湖南各地矿山，改善矿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发展矿业。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并支持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护国运动。

　　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逝世。陈树藩专程赴沪，参加悼念活动。他两次和谭延闿等一起，与孙中山共同发起召开纪念黄兴的会议。

　　黄兴去世以后的乱世之中，陈树藩始终牢记黄兴在1916年7月15日，复曾继梧、陈炳焕等电文中的嘱托：“公等苦心谋湘，屡经事变，卒赖维持，深感敬佩”，并希望“安桑梓，保大局，望毅力主持，妥为布置”。为稳定湖南，最终实现南北统一，实现共和，尽力为之。

　　11月25日谭母去世，谭延闿回家丁忧。陈树藩于12月由沪返湘，本想请求辞职。在范源濂代省长多方慰留之下，为顾全大局，乃继续担任矿务总理。

　　民国初期，湖南金融业紊乱，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界强烈呼吁改善金融市场管理，金融界人士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维持社会金融市场的秩序。1917年5月20日，湖南省金融维持会在长沙正式成立，有“金融专家”之誉的陈树藩被推选为总会长。他肩此重任即主持制定金融市场管理规则，印发有信誉的纸币、证券，极力维持金融市场秩序，在极其紊乱复杂的环境中艰难地从事金融业的发展工作。

　　是年8月，傅良佐督湘。谭延闿离湘，陈树藩再次赴沪。11月23日湖南护法总司令程潜抵长沙，被推选为省长。12月，陈树藩又从沪返湘，继续通过商会做金融维持会的工作。

　　1918年3月，南、北两军在湘鄂边境激战，散兵游勇乘机抢劫银行，导致湖南银行倒闭，其他银行也相继倒闭和停业，督军谭浩明勒提湖南银行巨款南逃。张敬尧进驻长沙任湖南都督兼省长以后，创办裕湘银行，大量发行银票、国库证券，强行摊派；削减教育经费；变卖公产；复勾结日方，保护日货、运卖鸦片，激起人民强烈反对，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反张运动。

　　祖父利用商会，努力保护商家，稳定市场。在金融维持会成立后，陈树藩电请北京政府与驻日使交涉，并咨请湖南省长封闭长沙中日银行，同时召开省城各商会大会，商讨对付方法。时有报刊评论说：如此奋勇，自不难收美满效果。最后，省公署及财政厅通令各银行不与该行进行业务往来，终使中日银行倒闭。金融维持会还组织各商界，努力发展民营商业，活跃市场。该会成立仅一个多月，就取得了良好效果。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谭延闿第三次督湘。其时陈树藩已身患重病。但以众望所属，再次出山，担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其年，湖南财政库空如洗。陈树藩从8月上任到去世前一天，一直带病“重绾财符”。他亲自到全省各地调查张敬尧所私卖的官产、田产数，设法重新收归公有；又与外地各银行交涉，追回张窃取的与汉冶萍总公司等外地各银行欠款；负责给政府机关及教育部门下拨经费；拟定并组织实行各类契税征收、豁免征收及其催缴各县田赋；申报褒奖有功者，呈请处罚违规者……省报曾报道：“仅一月余，全省财政经济即见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