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代平黔乱

　　代平黔乱，又称为“援黔”、或“假道北伐”，是1912年云南军官唐继尧带领4千人的军队，武力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血洗贵阳，唐自己当上贵州都督，又在贵州全省搜捕杀害数以万计的自治学社无辜会员，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贵州辛亥革命没杀任何人

　　清朝末年，贵州的进步知识分子钟昌祚、张百麟等人于1907年建立了政党式团体自治学社，与同盟会关系密切，创办《西南日报》为喉舌，宣传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在贵州展开了同盟会分会的活动。两年后，贵州又出现了一个政党式团体宪政预备会，会长任可澄，副会长陈廷棼，掌实权的是唐尔锟。宪政预备会以康、梁维新主义为宗旨，成为康梁改良派在贵州的一个支流，与自治学社相对立。“自治学社在当时已由平刚介绍加入同盟会，该会已被承认为贵州同盟分会，并承认张百麟为贵州同盟分会会长（在日本东京时的分会会长原为平刚）。”【注：肖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54页。】

　　“宪政多贵绅，自治多寒士”，“自治、宪政两派，素不相能”。【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出版，第222页。】

　　任可澄听说云南辛亥革命成功，即向贵州巡抚沈渝庆建议杀黄泽霖、张百麟等自治学社8人，后经斡旋方得幸免。

　　贵州辛亥革命时，自治学社联合陆军小学堂和新军官兵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轰走清官吏，建立新政权。自治学社张百麟等人又采取化敌为友的办法，吸收宪政会领导人参加政权，所以，新政权中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长，宪政派的任可澄为枢密院副院长。

　　贵州还出现了一个结社耆老会,主要人物有郭重光、钱登熙（清云南道员，告老回籍）等，郭重光曾在芜湖道任内贪污巨款案被御史参劾，证据确凿，于是郭重光逼死其母，报丁忧去职，达到了保全赃款，免被惩办的目的。郭重光回贵州约集一些人成立了一个“转转会”（即轮流做东），也不过是闲人俱乐部而已，贵州光复后，他们看到有机可乘，便把转转会改为耆老会，组织公口，开始了政治活动，【注：严池华：《贵州的耆老会》，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93页。】阴谋攫夺更大的权利。

　　贵州靖边团营管带刘显世奉贵州巡抚沈瑜庆之命，从兴义率兵来省城镇压革命，行至途中，贵阳已宣告辛亥革命成功，刘显世伪装拥护革命，并在宪政党的援引下，混进了军政府，担任枢密员和标统等重要职务。辛亥光复当天带兵包围陆军小学堂准备镇压起义者的巡防营统带胡锦堂，也在新政权里获得了官职。

　　贵州的哥老会在革命中功劳很大，军政府派出得力人员前往各地宣慰，要他们安居故里，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记载：“公口即哥老会之别称，皆扶明仇清之残余组织，清廷斥之曰匪。贵州反正，张黄曾资其力，洎事定，或收编入军，或资遣回里。正安插解散之示遑，宪党包藏祸心，大施煽动，更由郭重光以耆老会名义，于立法院开会时登台演说，提倡大开公口。谭云鹏以议长地位禁其发言。然已驷不及舌，不两日间省内外公口，如春笋发生。郭复举黔汉公龙头温瑞廷招兵五百以驻南路，举懋华公龙头李(名已忘)招兵数百以札盐路。耆老会所任之保安统领胡锦棠，则充大汉公龙头，军心被其动摇。黄弗清拟厉行制裁，不听者杀之。时政府人数，两党相当，宪党中人谓不宜操之过急，激生他变。自党中人未深考虑，姑漫应之。黄裁制之说遂不得行，为维系军心计，徇部下请，亦开光汉公自充龙头。光汉公出，气象堂皇，一切公口、黯然无光。宪党又令陈宗岳、陈廷棻开斌汉公、宗岳充正龙头，廷棻充副龙头。宗岳为军界所知名，廷棻为学界所知名。斌字右武左文，隐寓二陈之历史。成立之日，特别张扬，务超光汉公之上。至是各党会竟明目张胆占据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而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儿草鞋之辈，招摇过市，有如戏场。”【注：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5页。】

　　杨昌铭记载：“反革命党遂组织十数公口对峙，如黔汉公、大汉公、实汉公、斌汉公等纷纷成立。斌汉公举陈嵩甫为大龙头，何季纲、何器之亦在十二金仙之列。郭子华（重光）、温瑞亭组织黔汉公。胡锦棠为大汉公大龙头。刘显世开黄汉公于相宝山，以某僧为大龙头，于是勾结巨匪罗魁入城，声言举行二次革命。黄泽霖密令李香池、周玉山计斩之于老川会馆。”【注：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06页。】

　　当时，云南军政府与贵州军政府之间互相联系，关系友好。1911年12月25日，蔡锷致贵阳政府电：“东、冬两电悉。荩筹甚佩，承推锷为北征都督，愧何敢当。”【注：周钟岳：《天南光电集·致贵阳都督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63页。】

　　南方各省辛亥革命成功后，因为北方尚在清王朝统治下，所以纷纷派出军队“北伐”。

　　云南军都督府在援川第二梯团出发之后，就把步兵第一联队组建为援川第三梯团，后改名北伐军，原议取道四川进行北伐，“直捣黄龙”，后改从贵州“假道北伐”。全省军民对于打击清王朝的壮举无不热烈拥护，北伐军出发时各界欢送，学界旗帜大书“不平胡虏，请勿生还”，洋溢着人民群众推翻封建专制的爱国热忱。而群众并不了解此次取道贵州出兵的内幕，也想不到北伐军出发之后，不去北方打击清政府，却去“代平黔乱”，代替宪政派旧官僚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血腥惨案。

　　云南辛亥革命后，唐继尧当上了云南军都督府参谋部的第二次长，韩建铎率援川军出发后，唐接任军政部次长，地位仍没有显著提高。唐的发家，是“假道北伐”靠武力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才当上省级行政首脑的。

　　二、贵州宪政派请求滇军支援

　　贵州宪政派在政府中的势力比不上自治学社，组织公口与政府对立之后，自治学社又成立公口自保，宪政派没有达到推翻新政权的目的。

　　宪政派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为了消灭自治学社革命力量，就借助于滇军。耆老会会长郭重光等人盗用全黔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云南军都督府发出请兵密电，此时任贵州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副主任的戴戡，也盗用枢密院名义向云南发出请兵密电，在密电中都说贵州“哥匪横行”，“贵州土匪擅权，黔危滇亦不安”，请求滇军代平“匪乱”。

　　宪政派提倡公口，扰乱了社会治安，又分化了革命队伍，反过来，又将此罪名强加到革命派头上。

　　1912年1月，戴戡到昆明，与前云南知府、现云南军都督府外交司司长、贵州人周沆等人联合向蔡锷陈述贵州情况，“谓黔军不能治匪，人民推伊到滇请愿，要求滇军北伐队，经过贵州代为治匪，滇军初不承认”【注：钟昌祚：《滇黔道中手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50页。】。贵州政宪党与顽固绅阀相勾结，指诬哥老会为匪。既然是匪，那么就可以把一般土匪的烧杀淫掠行径栽到哥老会头上，让人莫辨真假。其实，贵州民间虽有土匪，但为数并不多，更不是执政的哥老会变成了土匪。如果贵州真是土匪为患，那么贵州军政府就不会放放心心派出3000人的北伐军由都督杨荩诚率领离开贵州去援鄂了，也不会又派出一个标的军队千多人由叶占标率领离开贵州去援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