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对出征的护国军不给支援

　　护国运动期间，云南派出了三支军队：即护国第一军、第二军、挺进军。

　　护国第一军有三个梯团（旅），下属六个支队（团），共12个营，由蔡锷总司令官率领，向四川进军。第二军有两个梯团，下属4个支队，由李烈钧总司令官率领，向滇南和广西进军。挺进军有两个纵队（团），由黄毓成司令官率领，开拔到贵州黄草坝（兴义县），策应第一军和第二军。

　　一、护国军开拔时需要军费

　　早在1912年初，云南曾经派出援川援黔军，“黔蜀两役军费至百余万”，唐继尧带一个梯团的北伐军兵力“代平黔乱”，“北伐军四个月薪饷四十万，就是说北伐军一个梯团每个月的薪饷是十万元。出征军队的薪饷不是每个月领一次，而是在出发时就领取三四个月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86页、第349页】。

　　周钟岳记载“援藏”支队的军费：“迭开军事会议，佥谓宜派一先遣支队，约三千人，月饷约二万五千两，出征加饷，每月约需六千三百两。驮马每月约一万八千两，统计每月约需五万二千三百余两，而出发以前之筹备费尚不在内……幸政费力从撙节，得以勉强支持。现藏时为国防所关，不能置之不顾，而需饷甚巨，筹措为难，已饬财政司勉力筹拨二十万元，然只敷两三月之用。”【注：周钟岳：《惺庵回顾续录》，载云南省政协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92页。】

　　4年后的护国运动，军费预算方面如果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也按每月每梯团10万元计算，护国第一军三个梯团出发时，应领取3个月薪饷90万元。第二军两个梯团应领取60万元，挺进军两个纵队应领取30万元。

　　护国第一军军部成立时，唐继尧“靳不给予”，只拨给1万元作为开办费，此外，直到第一军开拔，唐继尧都没有再给过钱，一万元这个数额真是少得可怜，还没有阿迷县知事张一鲲从小小的县衙门诉讼等费中卷款潜逃带走的多。

　　蔡锷在1月5日致梁启超函中有一句话：“近得侨商之接济二十万”，不知这钱当时到达昆明没有，即使已经收到，也不够三个梯团使用一个月。

　　缺乏军费是一回事，但护国军不去讨袁总不行啊！在这穷困紧缺关头，护国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尽力筹措。高蕴华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而蔡总部，由云南省政府仅领经费一万元，其他十一万，原系罗佩金卸民政长与李鸿祥时，由陆军偕行社，借款十万，用作开垦松花坝经费，因未著手，交解幼山设立银行或银号，名目不记（偕行社之款，即李、谢由四川筹得者），多一万为历年积累之利息。当战斗最激烈时，由贵州方面，接济过六万元和子弹二万余发，内有老曼利夏子弹万发，为何海清支队所急需。”【注：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73页。】如果罗佩金没有筹措到这11万元，那么唐继尧对护国军掣肘的目的就达到了。幸得罗佩金以家产做抵押，从殖边银行提取民营股款10万元及历年利息1万元，军队才得以开拔。

　　《松坡军中遗墨》有1916年5月3日蔡锷致梁启超的电：“在川滇军计十三营，合以川军刘、熊、郑、张、廖各部，每月饷糈计需五十万元左右。出发以来，仅发伙食公费，亦非二十万不办。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这是实际收支的金额。

　　李梓畅在《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中记载道：“当在云南出发之时，兵饷有已欠三个月未发者，出发后每月仅给伙食，始终无发饷之说，又每人仅有弹夹服二套，外套毡被，一切无有，及至四川，一上前线，时逢下雨，所服之夹军衣皆为雨水淋湿。质言之，著了一身湿衣去拼死而已，然而毫无怨言，仍慷慨誓死，意态自若也。”【注：李梓畅：《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原载1917年1月《北京中华新报》纪念专刊，后载《昆明市志长编》卷八，第336页。】

　　唐继尧对李烈钧率领的护国第二军也不给钱，“第二军军饷由李自筹，滇只出军人【注：《护国军纪事》第二期《军实》】。”。

　　据李根源《雪生年录》第68页记载：“协和带滇现洋百箱，余与（张）木欣所筹措。”

　　袁世凯密探赵国勋致杆臣函中叙述道：“盖滇省此次独立，表面虽可观，惟内幕殊非一致，不无党派之别，兼之经济困难，虽李协和来滇时，携有四十余万元，由华侨寄来百余万元，现稍觉活动，终属不可久持。”【注：《赵国勋致杆臣函》，载《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25页。】这些钱除了一部分充作自筹军饷之外，还有一部分交给了唐继尧。

　　1916年5月19日《义声》报记载云南都督府财政开支：“前由第二军总司令官李协和君带来华侨捐款十余万元，数月以来，赖以支持。”进入财政厅的是10余万元，那么，进入军需局的是多少，进入督军署的又是多少呢？龙云在《云南护国起义简述》中记载道：“自护国军兴，支出剧增，除李烈钧助饷二十万元外，其他毫无外援。”【注：龙云：《云南护国起义简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第12页。】说明进入财政厅的是20万元。

　　唐继尧对黄毓成率领的护国挺进军也不拨给军费，黄毓成的哥哥黄毓桂变卖两个矿的家产，卖得2万元，给黄毓成作为挺进军的军费，兵员主要来自镇沅、景谷、新平，还有杨杰带领的大理子弟兵和弥勒团丁，以及在昆明新招的青年，镇沅等县兵源地也要出点钱。

　　唐继尧不仅没有对出征的护国军拨给军费，而且还从护国第二军手里倒赚了十多二十万元。我们发现，三支护国军开拔时，奏响的是一曲穷汉造反慷慨赴死的悲歌。

　　二、唐继尧对护国军不给真钱只给兑换券

　　李鸿纶著文说：“彼时云南全省经常税收年计仅七八百万元【注：李鸿纶：《民四年云南首义再造共和节略》，排印本，现存云南省图书馆】。。”白之瀚也说：“民初本省岁收，经常不过七八百万，人口仅及千万。”【注：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9页。】

　　据《云南辛亥革命资料》记载：早在清朝末年，“云南新军一镇加巡防队为辅，每年经费约三百一十万金”。重九起义后，军队添练成两师。1912年，云南进行了费时半年耗资百万的“援川、援黔”之后，云南军都督府5月又“援藏”，决定由财政司筹备50万两以备借贷。6月6日，解往中央20万元，7月11日，拨给进藏支队20万元，可见云南虽为穷省，但支持护国军打仗的一两百万元是拿得出来的。【注：《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45、186、197、205页。】

　　1912年5月23日《致北京财政部电》：“近时铜锡各厂开采熔炼，仅用土法。而个旧之锡每年约一千余万斤，东川之铜每年约出二百余万斤。若认真整顿，则锡每年可出至二千万斤，铜矿能规复清乾嘉时旧额，亦每年可出至一千万斤。此外金、银、煤、铁、铅、锑所出亦夥，而森林、畜牧之利，随地可以经营，果能以得一千万元。”【注：《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88页。】东川铜矿经过几年的整顿和生产，到护国运动时生产发展得应该更好。

　　洪喜美在《李烈钧与讨袁护国运动》中还叙述：“清季每年由川鄂两省接济，谓之协饷，辛亥革命后，协饷骤停，然云南收入最巨之盐款，亦因革命停止解往中央……此外，以锡税为收入大宗，惟每年不过三十万。总之，云南虽贫瘠，支持护国军数月，尚不甚难。”【注：洪喜美：《李烈钧与护国讨袁运动》，载《云南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