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被迫下台和李仲麟等被杀的回忆

　　一九二○年冬谭延闿在湖南被迫下台和赵恒惕上台后惨杀李仲麟等的经过，仇鳌先生的《〈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续述》（刊《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和姚大慈先生的《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刊《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和湖南《文史资料》第三辑。后者题作《程潜、赵恒惕合作驱逐谭延闿和李仲麟等之死》），都有所叙述。看了两文以后，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依稀如在目前。特就当日所耳闻目击的，写点片断回忆。此稿写成后，承老友阎幼甫先生在病中校阅一遍，并补充了若干材料。附此致谢。

　　（一）

　　一九一九年秋，我由上海回到长沙，赁居通泰西街。次年九月，因患伤寒病很严重，住在湘雅医院治疗。中秋节过后不久，忽然接到孙中山先生自上海发来的电报，嘱约阎鸿飞（幼甫）、杨丙（仲恒）两人速即去沪，但未说明事由。我急于赴沪应召，而院长颜福庆则说危险期虽已过去，还不能马上出院。于是，先派人将电报送给住在长沙东乡的杨丙和幼甫（杨住榔梨市，幼甫住洋石塘），嘱咐他们快进城来；过了两三天，他们都来了。就在出院的当天晚上，我们一行三人，搭日轮“湘江丸”离开长沙，迳往上海。

　　我们到上海后，住在跑马厅一品香旅社。第二天上午，同往法租界利爱路（现在更名为香山路）二十九号谒见中山先生。孙先生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这天，他是在楼上小书房里接见我们的（平时接见宾客，一般在楼下客厅）。坐定以后，我把张敬尧出走后湖南军政方面的形势和谭延闿的态度概略地作了汇报。孙先生指示：

　　“现在的局面必须打开。由广东北伐，湖南首当要冲；湖南的动静，关系西南大局。谭延闿不是革命党，他不会死心踏地跟我们走的，所以湖南每次的革命都没有成功。”

　　至此，孙先生指着我说：

　　“湖南这个地方很要紧。从前你父亲的部下在那里的很多，事情比较容易着手，所以找你们来商量。我请道腴先生（周震鳞）回湖南活动，你们迟来一步，他已经搭船走了。你们回去后，看情况变化，如果谭延闿不愿意革命，就把他拿下来；谁把谭延闿拿下来，我就让他做湖南督军。”

　　我回答说：“谭延闿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听说北京和广西都有他的亲信代表。他惯于‘见风使舵’，对于革命党说话时，从不露一句真实话，所以很难望他同我们走一条路。”

　　中山先生这时有些激动地说：“那就把他立即赶走，不要他！”

　　幼甫接着说：“先生，现在革命不比从前。谭延闿有一套圆滑做法，他明知处于四面楚歌中，却要多方挣扎。湖南的情况很复杂，内部不一致。正因为有这种不一致，我们可以想方法将其中一些有革命思想的将领运动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北伐的光明大道。但是，话虽这么说，很难立即做到。我们回去后就积极进行，只等广东的北伐军达到湖南境界，谭延闿的地位，就会如他早几年在癸丑革命时所说的‘瓜熟蒂落’。”

　　中山先生问：“他说过什么‘瓜熟蒂落’？”

　　幼甫解释说：“谭延闿在癸丑革命时，在革命党的严重压力下，被迫宣布独立，随后又取消独立，投降袁世凯。报上曾披露过他致徐世昌的密电，电文中有这样几句话：‘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

　　幼甫这么一说，中山先生笑起来了。他深思有顷，随后说：“你们先去进行，赶紧运动。”接着又说：

　　“你们找居觉生（居正）拿点旅费，赶快回去，多多联系同志，遇事多和道腴先生商量。”

　　此外，中山先生还讲了一些有关革命和由广东北伐的道理，极力主张湘军直捣广西，切断桂系的后路。孙先生的谈话语重心长，富有启发性，我们听了非常感动。在谈话结束将要告辞时，先生手谕批发旅费两千元，叫我们到居正那里去领。我到贝纳路找了居正，他借口一时拿钱不出，只给了一千二百元。事后得知，中山先生这次把莫利爱路的房子抵押了几万元，以一部分交给道腴先生，作回湘活动经费。

　　我们在上海逗留三四天，见了孙先生两次，即搭船回长沙。过武汉时，在汉口日租界某旅社会见了道腴先生。大家对湖南的情况作了分析，并就今后如何开展活动交换了意见。道腴先生在汉口稍有耽搁，我们先回长沙。到长沙后，杨丙和幼甫都住在我家。道腴先生随后也来了，记得他是住在东茅巷一位亲戚家里。

　　我们是在十月中到长沙的。当时，张敬尧出走才四个月，谭延闿以一身兼任省长、督军和湘军总司令，大权在握，炙手可热。赵恒惕为湘军总指挥、第一师师长。湘军正规军仅有第一师一个师，下辖三旅，由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分任一、二、三旅旅长。在总司令之下设总指挥，而所指挥的部队仅有自己的一个师和一个鄂军步兵团（夏斗寅任团长），这种叠床架屋的搞法，正反映出谭、赵之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也正是这个原因，赵恒惕以退为进，多次请求撤消湘军总指挥职务；谭延闿迟迟不予以批准。除了正规军以外，湖南的地方部队名目繁多，各据一方，设卡征税，拥兵称雄。谭延闿以督军兼署省长名义，于九月间发表地方军编区方案，任命吴剑学、张辉瓒、谢国光、罗先闿、刘叙彝、李仲麟、陈嘉祐、蔡巨猷、田镇藩、李韫珩、林支宇、萧昌炽等为第一至十二区司令。这批人中：吴剑学于一九一六年秋谭延闿二次督湘收束军队时，由二师四旅旅长调充第一区守备司令；罗先闿所部久驻湘南，一九一六年春望云亭在零陵宣布独立时，任湘南护国军第五团团长，曾率部赴郴桂宣布独立；刘叙彝于一九二○年春击败廖湘芸部，任五区右翼联队司令，同年七月，冯玉祥部由常德撤出后，进据常德；李仲麟是程颂公（程潜）的老部下，一九一六年随程由云南回湘招抚，任招抚使署总务处长，后任铁道守备队司令官；陈嘉祐在一九一六年夏由谭延闿转荐回湘（同时被荐回湘的还有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任护国第一师第四梯团长，汤芗铭出走后，任第二师四旅旅长，旋调三旅旅长；田镇藩原任第五区司令；李韫珩系六月十一日张敬尧火烧镇湘楼出走后，次日率湘军进入长沙的；林支宇时任警务处长，区司令职务交由副司令唐荣阳代理；萧昌炽曾任督署副官长，后任零陵县知事代理零陵镇守使，是谭延闿的亲信部属。当时，湖南军官由于出身和经历的不同，政治态度也随之各异：宋鹤庚、吴剑学、张辉瓒、陈嘉祐、唐义彬（督署参谋长）等均与赵恒惕为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他们是拥谭拥赵的，特别是宋、张两人拥谭更为坚决；刘叙彝、蔡巨猷、田镇藩等人都是前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周则范的旧部，周被廖湘芸刺死后，他们反对廖湘芸，接近谭延闿，也算是谭派；廖家栋、李仲麟不属士官系，他们都是程颂公的旧部，可以说是程派；罗先闿出身行伍，他是无所谓的，可算是中间派。

　　在政治方面，谭延闿在驱张运动结束后，以“湘人救湘，湘人治湘”相标榜，主张废除督军，民选省长，实行省自治，成立联省自治政府。他下令召开自治会议，请省议会制定全省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活动，俨然马上就要“还政于民。”为了粉饰太平，表示驱张以后，励行文治，谭延闿还请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杜威，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名流学者”来湘讲学，大开“学术讲演会。”章太炎到长沙后，我曾会见数次，他书赠的几幅对联，至今还保存着。张继于清光绪年间应先君之邀，到明德学堂任教，这次算是旧地重游。蔡元培这次在长沙做过七次讲演，他在第一次的讲演中谈到近几十年湖南人发展的时期，可分三期观察：一、湘军时代，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及同时死战立功诸人；二、维新时代，梁启超、陈宝箴、徐仁铸等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养成许多维新的人才；三、革命时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重要分子，湖南人最多，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后来又有蔡锷等护国反袁，恢复共和。在以后的几次讲演中，又谈过《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等等。

　　当时，中山先生对于谭延闿，除了派人来争取之外，还直接打电报给他，劝他出兵广西，直捣桂系军阀后路。而徐世昌则授意范源廉以同乡关系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这位八面玲珑的督军，一时举足轻重，成了南北双方争取的对象。各方面来到湖南活动的人很多。中山先生派来的人，除道腴先生外，我所接触过的，还有旧国会议员李执中、李汉丞、陈嘉会等。李执中是临澧人，过去属于中华革命党的；李汉丞系衡山人，曾任湖南高等审判厅长；陈嘉会回湘后，住在陈嘉祐处，他在谭延闿面前活动最力。此外，柏文蔚和覃振也由中山先生派来长沙活动，柏住西区朝阳巷，覃住都正街，我和他们多次见过面。至于姚大愿、大慈兄弟回湘进行活动的情形，程子楷不止一次地对我谈过，并怂恿我和他们见面。我觉得没有必要，故未晤谈。（程与赵恒惕在日本士官六期同学，此时在赵的司令部作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