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被迫下台和李仲麟等被杀的回忆(3)

　　谭延闿出走后，林支宇由警务处长而升任临时省长。林虽位居省长，并不能参与赵恒惕的机密。他对赵唯命是从，而赵则大权在握，俨然是个太上省长，重大的省政措施都要秉其意旨办事。林不敢独断专行。例如，我之出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就不是由林省长决定，而是由赵总司令指派的。十二月初某天，赵恒惕托胡典武来向我致意，说石醉六请辞长沙市政厅长，拟将市政厅改为市政公所，要我担任市政公所总理。我因为赵刚刚上台不久，时局还在动荡中，推辞不愿担任，胡典武说：“赵炎公（赵恒惕号炎午）认为市政建设很重要，你在外国的时间久，见识多，出长市政，最为适宜，一定要请你帮忙。”赵恒惕和我见面时，也是这样表示。经他再三敦促，我自己考虑到借此可以在家乡做一番事业，而孙科当时也正担任广州市长，因此答应下来了。其时，市政公所每月仅有经费五千元，还不能按时领到，要拿财政厅的拨条到省河厘金局去抵借。可是，在赵恒惕的本意，却是以此为酬庸工具，来报答我帮助他赶走了谭延闿。谭延闿则因此对我怀恨甚深。一九二八年安徽省政府改组时，蔡元培、孙科等在南京行政院会议上联名提出我为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谭延闿时任行政院长，他坚持不同意，结果没有通过。会后，蔡元培派车接我去大学院谈话，他劈头就问：“你和组安先生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我说“别的没有，只是民国九年在长沙赶走了他。”蔡先生连说：“难怪，难怪！”接着，他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叫我不要介意。

　　（二）

　　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长沙城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流血事件。被害的人多是湘军现役军官，计有六区司令李仲麟、二旅四团团长瞿维臧、第一师司令部执法官萧泽源、二旅四团团附曹广遂、前湖南政务厅长易象、烟酒专卖局局长张自雄、湖田局局长叶隆柯等人。这是一次经过缜密布置的有计划的大屠杀，惨遭牺牲的大多是拥程倒谭的人物。

　　这天上午，我在通泰西街私宅为回湘省亲的林镜南（长沙人，时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衡司长）设宴洗尘，并邀彭允彝、李醉吾、杨丙和严幼甫等人作陪。李仲麟也在被邀请之列。别人都来了，他却没有到，听说回长沙金井乡间李家祠堂挂匾去了（李仲麟是农民家庭出身，青年从军，超升很快。当了司令以后，乡下人都对他另眼相看。宗族间对他更是捧得很高。李在倒谭之后，动了“衣锦还乡”的念头，趁“冬至”回乡祀祖，到祠堂上匾。他的字学黄山谷，写得甚好，也学做诗，俨然儒将风流，恭维他的人很多。因此，更助长了“踌蹰满志”的情绪，平日麻痹大意，以为赵恒惕对他莫可奈何）。

　　当天晚上，我试打了一次电话到六区办事处询问，李仲麟自己接电话，说他下午刚进城，没有来陪客。我问他那里有人客没有，他说只有周介祹（新任警务处长）在，没有外人，要我和幼甫去谈谈。我邀幼甫同去，刚走到泰安里口叶开鑫住宅前面，卫兵问“口令”，我们回答了；再问“特别口令”，我们答的不对。卫兵正要阻拦，幼甫情急智生，说“我们是来会叶太太的。”到了叶家一问，才知道是临时换了口令。我由叶家回到自己家里，已是十一点多钟了，想到情况有变化，要给朋友打个招呼，于是再打电话找李仲麟。我在电话中说“季隽兄，我们本来是来看你的，临时到叶家去了一趟，不来看你了。今晚换了特别口令，你要注意些！”他大意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怕什么！”

　　这天深夜五点多钟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以前），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有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李仲麟被杀死了（这个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我至今还猜度不出）。清早起床后，我家的厨工进来对我说：他上街去买菜，被门口站的带红布条子的枪兵拦阻住，不准通行。过后不久，哨兵就撤走了，街上没有动静。早饭前，刘重（号谦实，资兴人，旧国会议员）匆匆跑来，说在北正街碰见刘重威（邵阳人，当时在赵部任营长。一九二六年任第三师旅长，被唐生智在衡阳处决）骑马招摇过市，厉声地问他“你在外面跑什么！”刘重胆小怕事，通过我和连士清（在美领事馆任翻译）的关系，躲进了福屋门外的美国领事馆。随后又有人来告，李仲麟被杀后，头被割下来挂在多福寺（今解放路柑子园口）门口电线杆上示众，他的妻子则抱着无头尸身痛哭不止。

　　我听到良友惨死，为之忧心忡忡。随即打电话给夏斗寅，请他来我家一谈。夏来到以后，我问他知不知道李仲麟被杀的事，他说“早已知道了，死了七八个，不止李秀隽一人。”他接着说，赵恒惕昨夜在他那里待了大半夜，到天亮时才回司令部去。我邀他同去见赵恒惕，他答应了。当我们走进湘军总部赵的办公室时，只有总部参谋长唐义彬、秘书长钟伯毅和首斌在座，赵恒惕靠着一张椅子在烤火，神情恍怫，默然无言。我问他“昨夜死了这么多的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郑重其事地辩白说：“我只圈了李仲麟一个人！”我说“李仲麟的脑壳挂在多福寺门口示众，省会之地，观瞻所系，这不大好！”他听了我的话，对夏斗寅说“霖炳（夏斗寅别号），你去负责收殓一下。”随手批了一张发洋五百元的条子交给夏斗寅。李仲麟被害后，就是由他照料收殓的。事后听人家说，张辉瓒拟出的黑名单上多至四五十人，我和幼甫的名字都列在其中，而没有杨丙（可能因为他们是日本士官同学）。这次屠杀，是赵恒惕根据张辉瓒拟的黑名单圈定后，交叶开鑫执行，直接指挥杀李仲麟的，为营长赵茂林，其人与李有宿怨。叶开鑫事后对幼甫说过，那次杀李仲麟等，他事前并不知道，当时奉命随即执行。可见赵恒惕对我说他只圈了李仲麟，显然是白昼撒谎，欲盖弥彰！总之，在谭派死党张辉瓒看来，这些人是拥程倒谭的罪魁祸首，势在必去；在赵恒惕眼中，李仲麟等飞扬跋扈，终是心腹之患，因此，刚刚上台一个月，就认友为敌，悍然伸出了血手。

　　李仲麟之死，固然是赵恒惕、张辉瓒等人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屠戮（据传事机极密，连身居临时省长的林支宇也未预闻）；但他自己的麻痹大意，丧失政治警惕性，也是致死之由。记得一九三○年冬在上海时，李午云（平江人）对我谈过：一九二○年他在六区司令部担任参议，李仲麟回金井宗祠挂匾，他适在长沙，听到外间谣传赵恒惕将不利于李，便赶往乡间通风报信。李在半路上遇见李仲麟坐轿子进城，告以外间风声很紧，劝他莫进城去，速由榔梨、渌口绕道回醴陵，免遭毒手。李仲麟却毫不在意地说：“赵炎午现在不敢动我的，他还在拉拢我，答应将我们的部队编师哩！”谁知“世路风波险”，就在这天深夜，李仲麟竟成了赵恒惕的刀下鬼。

　　十二月二十五日，赵恒惕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宣布李仲麟等罪状，说李仲麟、瞿维臧等谋乱有据，拿获正法。廖家栋于惨案发生后出走武汉，第二旅旅部及所属第四团均被解散，叶开鑫升任二旅旅长兼省会戒严司令，他的安民布告也随即贴满街头了。至于李仲麟的部队，则被张辉瓒等就地解散。一九二一年，程颂公追念死者，作过一首《悼七士》的五言古诗：“愚者多嫉妒，庸人每残贼；忠义匪所存，利害易为惑。吾党盛秀士，夙志剪荆棘；奋起乡闾间，行义如不克。一时殉权者，岂不借其力；宵游方从容，晨起已锄殛。始知争逐际，祸福未可测。哀哉二三子，含冤痛沉抑！”有感而发，情见乎词，是那个仕途黑暗、朋党倾轧的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关于易象临难时写的绝命诗，仇鳌先生记的是“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沈。救乡救国终成梦，留取他生一恨吟！”姚文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的是：“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沈。爱乡爱国都成梦，留得来生著憾林！”刊诸湖南《文史资料》第三辑时，其结句是：“□□□□未了因”。据我回忆，三者都有出入。这首当年传诵一时的绝命诗，原文是这样的：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易象遇难后，程颂公致送遗属光洋一千元。他的次妻（易的元配是田汉同志的舅母，现在年近九十，住北京）辛景林，为纪念丈夫殉难，在长沙李文玉金号打了一块带链子的金牌，随身佩带，牌子上就刻着这首诗。后来，辛景林曾将这块金牌拿给我们夫妇看过，故印象最深，至今犹能记及。易象号枚臣，长沙人。一九一五年秋，蔡松坡密谋起兵讨袁，我奉先君之命由美国回到日本，有所策划。其时，易正亡命东京，我们初次订交。后来他在上海办晚报，又常来往。一九二○年被害前不久，程子楷告诉我说他来了，住在落棚桥某亲戚家。我曾去看过他一次，匆促间未及深谈，不料竟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