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我

辛亥革命网 2019-04-04 08:57 来源:《空战非英雄》 作者:高庆辰 查看:

我之能以加入空军,以及后来抗日作战等等,都是蒙周遭众多前辈管教指导的结果,不是单凭自己个人奋斗可以得到的。

  我之能以加入空军,以及后来抗日作战等等,都是蒙周遭众多前辈管教指导的结果,不是单凭自己个人奋斗可以得到的。

  当时的中国,正值内乱外患都非常严重的时期。如能看一点这方面的历史背景,必会对本书所录的一切有更亲切的感受。因此仅将我的身世附在本书,我更能增加您阅读的乐趣。

  我出生民国五年(1916年),阴历三月十五,也就是袁世凯当皇帝而死的那年。生于湖北省枣阳县熊家集,是城南二十五公里的一个小镇。枣阳与河南省唐河县为邻,中隔桐柏山。枣阳那时分为十区,我所属南二区,熊集是区公所所在地。我父亲就是南二区区长,生我时他三十六岁。

  我没有见过我祖父。据枣阳县志说:我祖父“高炳耀,字德宣。论学,初治段注说文,旋遍览儒书,尤嗜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遗著。辄作诗纵意,授徒而不仕。有五子,长者早卒。为明永乐年间监察御史高举之后。由城北历迁熊家集。初耕积富,义熟育才,联村御盗,多善行。”

  听长辈们说,我大伯父十七岁就死了,未婚。那年考秀才,考毕回来,向父亲报告考的内容。祖父大骂他的答题完全不对,必考不上。他一气之下,吞鸦片把自己毒死了。后来发榜,他却榜上有名。祖父内疚甚剧,不久即逝。祖母因先失长子,旋又丧夫,日久痛哭,以致双目半瞎。我八岁上北京见到祖母,她已七十一岁,必须有人扶持,方能走路。二伯母对她说:“这是五子”(我的小名),她须对着亮光,才能见点人影。用手拉着我到眼前,问长问短。伯母常在她椅子座垫下及床边枕下放些零钱。那时都是二十文的铜板(约如今日美国二十五美分镍币大小)。我们每天放学,依例都要到上房正厅去看她,叫声:“奶奶我放学了。”她便会拉着问:“你是谁呀?”等等。然后摸着椅垫下,捞到一、二铜币给你。我们多半是有了这东西,反身便跑掉了。

  我二伯父大约因为青年时父兄先后去世,他十六、七岁就当了家长,上有母亲,下有一妹三弟。据说他五更天就起床,先读自己的书,再叫醒弟妹读书。然后自己下田去耕作。据民国五年北京写真通信社刊行文《民国之精华第一辑》一七五页所载:我二伯父高仲和(1876年--)字重源。前清时,由鄂方言学堂于1904年,经张文襄(之洞)派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法科。1910年(宣统三年)毕业,充黑龙江陆军学堂正教习。辛亥武昌起义,南旋赴难,任鄂民政部参事。旋从军北征,光复宣城、枣阳、随州等县。民国肇造,任鄂民政府签事。民国二年国会成立,当选参议院议员。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称帝,解散国会,二伯至上海创办报纸,担任主笔,反对帝制。袁死,黎元洪恢复国会,始回京。并在中国大学及法政专门等校任教。曹锟贿选,二伯父逃避天津日租界。翌年冯玉祥倒戈,始返北京,从段祺瑞执政。国民党北伐军兴,二伯父南下上海,在中国公学、持志大学任教,并办报。旋北上定居并任教诸大学。后返鄂任湖北通志馆编纂,至抗日战争爆发,1970年以九十四高龄去世。

  祖母生二伯父后,下面是个唯一的女儿,我的姑妈。她嫁到熊家集东十五公里的吴家店刘家。我记得小时候同妈妈坐轿子去姑妈家,要走四个钟头才能到,也要在她家住一两天再回家。有的大人对我说:“你们奶奶好狠心啊,就只有一个女儿,把她嫁那么远。”但也有人说:“你知道什么!吴家店刘家是皇帝的后人,将来还要出大官呢!”

   原来两千年前的光武帝刘秀是后汉春陵(章陵)白水人,春陵就是今日的枣阳,吴家店旁的滚河,当年就叫白水。

   我八岁到北京时,姑妈的两个儿子已在二伯伯家中住着上学。大表哥刘自强那时读初中二,刘二哥自尊读小学六年级。

   祖母生女儿后又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三,四叔父我们称四爹,在北京作事。我到北京时,他像是在作法制局局长。五叔父我未见过,小时候只听人提起久叔,我以为是“九叔”,老是奇怪六、七、八叔都在哪里?其实是五叔父的小名叫“久”,奶奶叫久叫习惯了,我们就叫成“九叔”了。据说他上北京读的测量学校,毕业后,约是民国十年(1922年)左右,因那时苏俄占库伦,并欲将蒙古据为己有,中国政府就派了许多测量人员去外蒙古测制地图,久叔就是其中一员。因为沙漠中非常辛苦,回来后不久就病故了。我民国十三年初赴北京时,久妈(我们习惯以此称呼五婶)天天哭。她有三个孩子(注一),四姑(我的叔伯排行)比我大一岁,六弟比我小一岁,六姑比我小三岁。所以我就与六弟同床,也常打架。

   记得熊集北方一里路外(五百公尺)是北高庄,只有四、五家人。前面有个水塘,当中一块小岛,有堤相连。上面有一颗糖梨树,也叫拐枣,像蚕豆大,酱褐色,瘪瘪的,不怎么甜。一串串,枝子是曲曲拐拐的,故名拐枣。

  村西大路边有的十颗古柏,有一二十个坟包。我祖先们都葬在该处,人称“高家老坟”。我四、五岁时,奶奶迁住在那边。父亲偶尔带我去看奶奶,总要分几段才能走到。有时要抱,有时要摘路边菜园的黄瓜,或拔萝卜吃。后来奶奶就被二伯父接到北京去了。

  民国十几年时,到处乡间有土匪。一杆土匪大的几千人,小的几十或几百人。专门找较富的农家绑票,就是将他家的小儿子绑走,要你用多少钱去赎回,不然就将那孩子杀死,叫做“撕票”。有的人家为了赎票,卖田卖地,倾家荡产。即或赎回儿子,也已成了穷人。所以有点钱的人家,就想办法搬到城里去住,比较安全。各村镇也都为了自卫,买枪械,组织“团防”。如有自卫队与土匪作战,各乡镇互相支援。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就有一名“护兵”,背一支比左轮要大一些的手枪,用个木盒装着,所以乡人称之为“盒子炮”。常要他拆开又装上给我所看。

  我家的“听差”(男佣人)叫莫子才,我学话时只能说“莫才”两个字,大了还是叫他莫才,每天抱我骑在他的肩上出去玩。

  镇上的团防好像有三四十条枪。我六岁时,附近骚扰的土匪最大的一杆叫刘兴惠,有八九百人。有一天上午,莫才抱我出去看“过兵队”。原来是据报刘兴惠在镇东某村,要来攻打熊集。两边的团防来增援。我看到父亲与孙伯伯正在看军队从河的岸坡上来,向东城门走去。正在这时,听到东门外啪的一声枪响,接着一响又一响,突然围观的百姓都跑起来了,向四方落荒而走。莫才背着我,就从河岸跑下去,河水很浅,大家跑过河又上岸。这时枪声越紧,乒乓不停。大约跑了一公里,在对岸上歇下来。向东一望,大家都叫喊,啊哟,土匪烧房子啰!原来对岸起来一大股浓烟,冲了几丈高。

  我们再逃往镇西北一佃户家里。记得吃饭是小米稀饭,我第一次吃,有人问:“五少爷,你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吗?”我说:“鱼子”,害得大家哈哈大笑,却弄得我莫名其妙。

  晚上就在他家堂屋地上铺满稻草,睡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到镇上,原来土匪放火,只烧了我们一家。爸爸的护兵在痛哭,哭他未能尽到保护之责。不久之后,有消息刘兴惠杆约四、五百人,在熊集南十公里的洪音寺驻扎。南二区秘密通知各村镇的团防前往围剿,打了一个大胜仗。打死了几个土匪,其余的仓皇而逃,留下了七、八个票(被绑架的人)和许多抢劫的衣物细软。我记得我家前院堆满了衣服,高及屋檐,待人领回。

  可能父亲与二伯信函相商,为免遭绑票,决定把久妈母子们也接到北平。我哥哥十岁,我八岁,也随久妈一同到北平去读书。

  这是我头一次离开父母,但因是男孩子还很兴奋,并不觉得悲哀。久妈与两个女儿一顶轿子,六弟和我一顶轿子,莫才送我们上火车,与三哥一顶轿子。轿内两边两个大口袋,里面装满糖果,一路嬉笑吃食。头天晚上宿随州,第二天到广水,在那里住栈房等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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