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喻育之在辛亥起义前后(3)
辛亥革命网 2010-08-02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喻安荣 喻安澜 喻培安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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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父亲在上海领导学生声援五四运动。1921年后，任粤军许崇智部前敌总指挥部军法处长，参议和兴化，永安。泉州自治区财政处长职。曾编辑《军人之友》，父亲以实现三民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讨袁护法、北伐东征中，父亲都坚定不移的追随孙中山先生。
1920年底，父亲化名阮恒清，再渡日本，历遍长崎、大坂、名古屋、高冈、横滨、东京等地，四处游说，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团结反日分子一道进行不懈的斗争，置生死于度外。直到1921年返国。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父亲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干事，职务是学生部长，积极热忱地和共产党人合作。1924年5月与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及国民党元老叶楚伦、张继、邵力子等人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
1925年父亲赴渝，创办《重庆时报》，从事北伐宣传。先后任湖北省政府水利局长，湖北省财政厅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辛亥革命同志会常务理事等职。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就与共产党人董必武、李汉俊、潘怡如、詹大悲有很深的友谊。武汉解放前夕，父亲决心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而是留在武汉积极参加和平运动，任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常务干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汉口执行处秘书长等职，为武汉和平解放作了重要贡献。
父亲和孙中山先生有过八次难忘的见面：
第一次：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辞去大总统后，应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来到武汉，孙先生说这次来鄂的目的：一是调查战迹，凭吊忠魂；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设；三是哀思流离，抚慰疮痍。孙先生在汉停留5日。4月10日，湖北军政界在武昌黄土坡外语专科学校，举行欢迎孙先生大会，到会人员约300多人，父亲有辛聆听了孙先生的讲话。孙先生身穿长褂，神采奕奕，随同前来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臣等。孙先生首先对参加起义的军政界同志表示慰问和敬意，接着作了题为“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说。对革命同志不同意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产生不安的情绪作了说明。他说：“我这次辞职，外间传说我功成身退，其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我之辞职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二在尽瘁于社会事业；三在避免流血，结束战争。”还说：“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涵意无穷，发人深省。章太炎双手拍大胯，赞赏不已。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欢呼“共和万岁”。父亲从此更加深了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信仰，坚定了跟随孙先生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信念。
第二次：1918年，父亲任总经理的上海《救国日报》，是中国青年爱国集团排日言论之总汇，该报不仅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也遭到英、法、美帝国主义的嫉恨，法国巡捕房无故抓走了总编辑温立，还扬言要罚款、要封报馆。父亲赶到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向孙中山先生汇报了情况，孙先生听了非常气愤，说道：“你们办《救国日报》是为了救国，救国就要有勇气，就是杀头也不怕”。父亲说：“杀头我不怕，只怕封报馆，封了报馆就失去了宣传阵地，就是罚款，我们也一时拿不出钱来。”孙先生听后，拿出300块钱交给父亲说：“准备他们罚款吧，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总编辑会马上释放回来。”第二天编辑温立果然被释放回来。以后，孙先生不忘此事，又几次派人送钱支持办报。父亲和报社同人无不感动，深受中山先生的教育和鼓舞。
第三次：1919年，《救国日报》曾刊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后经读者来信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简照南兄弟已加入日本籍。”经报社调查核实，立即将广告撤出，在报纸原处换上“痛悟”二字。事情并没有这样了结，简氏兄弟见报大为震惊，托人到报社活动，愿以20万元的高价让报纸仍然登他们的广告，当时报社经济非常困难，报社内有人主张让步，将款收下，遭到父亲坚决反对。简氏兄弟还不甘心，请了一名大律师出面，到报社进行威胁。那位大律师是国民党员，当过国会议员。父亲向孙中山先生投诉，中山先生肯定了报社所持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态度，并说要对那位律师给予批评。此后，那位大律师再也没有到报社来，孙先生为报社解决了难题。
第四次：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也是孙中山先生为国民革命作出重大决策的转折点。父亲以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的身份，领导上海的青年和学生进行声援，偕同上海的工人、商人代表去拜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在接见时勉励大家：“要言必信，行必果，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挽救中国。”大家深受教育，爱国热情更加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