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与社会上层人物的亲与疏(2)

　　新中国成立时，在张难先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周恩来关心张难先的工作安排，多次征询、并尊重他的意见，后来安排张难先到中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与邓子恢、张执一共事。看到他们一身正气，努力工作，生活简朴，张难先感到欣慰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人的敬佩。

　　一九五四年张难先调北京工作时，李济深知道张难先严于律己，要求住房不大，够用就可，按照他的意思关心他的住房准备工作。张难先到北京后，两人来往更是频繁。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领导逝世后没有得到高规格待遇。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张难先逝世，周恩来亲自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人民日报发讣告、开追悼会、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当时很少人能得到这三项待遇。这突显了周恩来对张难先的友谊与尊重。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鱼龙混杂，邓演达与张难先的做人、做事的观念相同。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们力求出污泥而不染，在一起时自不必说，不在一起时常通信互相鼓励、勉励。历经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常年战火，张难先颠沛流离，始终保存几封邓演达的来信。这一段友谊，到一九五四年，张难先还念念不忘，在做一本纪念相册时，收集邓演达的遗照放到里面，并且在遗照两边题写“邓演达先生，在理论上帮助我者”。

　　李书城是同盟会员，参加辛亥年武汉保卫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和平建国奔走。在武汉是有名的社会贤达。为迎接武汉解放，两人曾做白崇禧的工作，也携手怒斥白崇禧。为保卫武汉不被国民党溃军破坏，李书城赞成张难先倡议，两人领衔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创造了解放战争中的“武汉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一九五四年张难先调北京，两人往来更多。

　　辛亥革命前，董必武曾参加日知会。抗日战争初期，他在武汉利用合法身份和自己在湖北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与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的张难先有了接触。张难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共产党人有过良好的合作，现在受董必武影响，逐步调整对共产党的认识，转向支持共产党政治主张。为他在抗日战争后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直到迎接武汉解放奠定基础。一九五四年张难先调北京，董必武在国事繁忙中常抽空到张难先家做客，关心他的健康。张难先自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起，鉴于机关有秘书处，一般秘书的工作有秘书处完成，看文件、批文件等，他认为自己应该亲力亲为，不需要秘书代理。因此，直到一九五八年，他多次谢绝相关组织要为他配秘书的安排，他身边一直没有自己专配的秘书。一九五八年，张难先眼睛患白内障，那时的医疗水平还把白内障看成难以手术治疗的病。张难先看文件日益困难。董必武来张难先家看到他的视力日益下降，回去后与相关部门联系，要为张难先配秘书。由于当时大家都忙于政治运动，这件事没有及时办，董必武亲自过问、督促，为张难先配秘书得到落实。解决了张难先参与国事活动的困难。

　　张难先十分重感情。对于患难与共的更是如此。刘静庵参加组织科学补习所，失败后组织日知会，宣传革命，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川，甚至辽宁、新疆播撒革命种子。在科学补习所失败时，张难先与刘静庵有生死之交；在日知会初创时两人频频商议。丙午党案，刘静庵被捕，受酷刑不屈。不幸在辛亥起义前病逝，遗体是教会收殓。张难先痛心不已。一九二八年冬，张难先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在湖北省务会议上提议，会议决定公葬刘静庵于武昌伏虎山麓，张难先作墓志铭；一九二九年正月，张难先将刘静庵烈士迁葬伏虎山麓卓刀泉。一九三六年，张难先决定在珞珈山麓购地建房，为的是以后站在门前就可遥望卓刀泉刘静庵烈士墓；默诵刘静庵烈士墓碑碑文，缅怀辛亥革命老友。只因门前可遥望卓刀泉刘静庵烈士墓，将珞珈山的房子取名“思旧庵”，有感而名之，并为此撰一门联：

　　看山感旧欣先死

　　筑土为庵当活埋

　　张难先收藏有刘静庵画像，“思旧庵”很小，在小堂屋悬挂的是刘静庵画像，天天都面对刘静庵画像追思。抗日战争后回到武昌，张难先把“思旧庵”更名为“耻庐”，仍然在小堂屋悬挂刘静庵画像。

　　一九三八年，由欧阳瑞骅、张难先等倡议建日知会纪念碑，由欧阳瑞骅撰文，张难先书写。纪念碑刻妥后，立于日知会旧址。后来还为刘静庵写传，意欲将刘静庵的事迹传承下去。

　　张难先在国民政府时期，取得了不小政绩，这些政绩与共事的人分不开。在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调整湖北省政府成员，严重（立三）、石瑛、张难先入湖北省政府。张难先任财政厅长。他们的政绩在湖北留下良好口碑，被称为“湖北三杰”。由于他们办事常与当时官场作风相悖，也被称为“湖北三怪”。以后他们成为好友。一九三一年，石瑛已经不愿涉足政坛，决心隐身于武汉大学教书，张难先被任命浙江省主席，函邀石瑛来浙江省任建设厅长，石瑛竟应邀来浙江省，尽力辅助张难先。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八月，已经隐居庐山不问政事多年的严重走出庐山，与石瑛、张难先商议如何面对日本的侵略，他去南京面见蒋中正，蒋中正正决定改组湖北省政府，将严重（立三）、石瑛、张难先三人纳入新湖北省政府，为抗日，三个人放弃不再进入官场的心愿，携手共事。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石瑛先生病故于重庆中央医院。张难先痛苦不堪。与居正一同料理他的后事，决定暂时安葬于歌乐山之东麓。张难先撰联挽之：

　　哭君祗有泪；

　　提笔竟无言。

　　石瑛先生生前好友编集他的言论作为纪念。胡忠民、贺葆三先后给张难先来信，请他为该书作序。张难先于六月七日半夜完稿：

　　“石蘅青先生言论集序

　　卅三年六月七日半夜

　　石蘅青、严立三、张难先，鄂人所称为三怪者也。其实彼三人者皆以守常见恶於世。知守常之太愚也，笑甚；太迂也，怜甚。可笑可怜之人，当然为世所怪！三怪名词於此成立，而不知彼三人实极端守常者也。蘅青大父某习儒术，笃伦常，教授乡里。蘅青幼承其训，弱冠列胶庠，登贤书，无科名习气，守常者也。旋留学欧洲若干年，无白人习气，守常者也。乙巳入同盟会，为总理所器重，无党人习气，守常者也。归国屡任要职，交游尽显贵，无官僚习气，守常者也。世复震於迂愚之人亦能致通显，号闻人。或又以三杰目之，此三人之所以益悲也。去年蘅青病，来陪都歌乐山就医。

　　余亦就养于此。蘅青竟没於是。余为联以挽之曰：哭君祗有泪；提笔竟无言。盖明余素拙文词也。顷蘅青之故旧集其言论以为纪念。胡君忠民、贺君葆三先后来书索序。私念蘅青非以言见于世者，余亦不文，奚以来，岂胡、贺两君亦三杰我辈耶！因写此归之。”

　　一九四四年四月卅日严立三先生在恩施病故。“湖北三怪”又走了一人。张难先沉重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他追思好友，更想到民众遭受涂炭，撰一挽联：

　　哭终旧雨来新雨；

　　痛念生人忘死人。

　　时匪寇充斥，生民涂炭，四万万同胞真有乐子之无生之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