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与社会上层人物的亲与疏(3)

　　后又撰一挽联：

　　三军夺两帅死君严重

　　一人咻众楚留我难先

　　董必武先生还从重庆寄来挽联：

　　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

　　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熊十力，参加科学补习所的创建，参加日知会。与张难先的关系很好。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一九一七年七月到一九一八年五月的护法运动。“护法”指的是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北洋军阀专政的虚假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护法运动随即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競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后来竟成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调整湖北省政府成员，张难先任财政厅长。熊子贞（十力）与张难先交往深厚，许多人求熊子贞到张难先那里介绍，以求在财政厅谋一位置。张难先欢迎老友推荐贤德之人，却绝不滥用。熊子贞对求他介绍到财政厅做事的人颇感难以应对，于是在报上刊登一则启事：“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有交谊，纷祈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作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作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可见张难先与熊子贞（十力）关系非同一般。

　　有一件事更能说明他们关系之深。一九三一年张难先任浙江省主席，这时熊子贞在学术界已经颇有影响。几个月后，熊子贞来信说：不久将与马一浮到杭州讲学。蔡元培也来函嘱张难先为他们安排一个合适的馆舍。张难先也回复表示愿为尽力。一天，熊子贞来找张难先，指定澄庐、康庄、经济学会三处，要求拨给他们用，并说康庄还须派警察守卫。张难先告诉他说：“这三处似乎不甚适宜。澄庐，原来省政府给我作官邸，我都不住，另外租房子；康庄屋少，怎么能做为讲学的地方呢；经济学会是马寅初与金融界研讨的地方，哪里能够让人。请你不要着急，我一定另外安排”。熊子贞听后，立即就不高兴。这时，张难先鉴于当时政治气氛的不宽松，从老朋友角度提醒他：“讲学关系大，近来务此者结果多不良。老弟此次须慎重为之。”熊子贞听张难先这句话，没有多想，以几十年老朋友关系，想什么就说什么：“谁好。我看你就是一个强盗头。”张难先回答：“照你所说，看来作官的就没有一个好东西！”熊子贞见在这里不能达到要求，就很不高兴的走了。他们并没有因此翻脸，事情过去后，往来照旧如初。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一九二零年正月，张难先只身一人北上北京求学。为了生活，张难先应友人西山林场场长严寄诚的聘请，到他家教他的女儿苹英，一到星期日张难先就进城会友交流所学。先是熊十力介绍张难先认识梁漱溟，两人在文化上的诸多相同，使他们来往密切。一九二一年张难先搬家北京，租西直门内崇寿寺东厢房三间居住。

　　四、五月，梁漱溟到崇寿寺，看见张难先家人口众多，而四壁萧条，家境困难，于是提出每月送张难先三四十元津贴家用，张难先感谢他的好意，回答说：“只祈在学问上助我”。自此梁漱溟知道张难先的为人，不再提赠款一事。

　　八月，直皖战争后，靳云鹏再当总理兼陆军总长。他自己感觉以一军人武夫组阁，需要结纳学者来装点门面，梁漱溟成了他想物色的一个人。靳云鹏找梁漱溟，明里委托他筹备曲阜大学，谈话中又别作暗示，说是组阁中教育部难得有一个理想的人。梁漱溟立刻请伍庸伯、严铁军、黄艮庸等，在中央公园商议筹备曲阜大学，议论中提出要办一份小报。梁漱溟认为张难先是办报的理想人选；同时可以有一份稳定工作，可以解决张难先家庭的困难，就找张难先商量，请他主持小报。张难先听后回答说：容我考虑考虑。第二天，梁漱溟来崇寿寺东厢房问考虑得如何，张难先说：“不能主持这份小报。”梁漱溟劝他还是主持小报好。张难先说：“不但我不能主持这份小报，我还想请君谢绝靳云鹏的一切委托。”梁漱溟在几番劝说不果后，很生气的问：“那么你就不想做些事吗？”张难先也不客气，大声说：“我当然要做事。但是不为军阀张目！你能了解我？请走，请你再不要入我家门。”梁漱溟气忿忿地去了。第二天，梁漱溟写来一封书信：“先生不许我再入你家门。只好遵命。不过还可以互相书信往来吧？”于是张难先回复一封长信，有几十页，好言劝告梁漱溟不要听靳云鹏的，自己举动要慎重。并申明不用回信了，从此不再见面。开始，曲阜大学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先后募集公私捐款和资助数万元，并在曲阜东南二里许择定校址，万事俱备，只待开办。到年底，靳云鹏内阁因财政困难，在奉系等反直力量的压力下辞职，北京就有报纸出于派系政治斗争而攻击曲阜大学筹备处，梁漱溟看到后十分怄气。到一九二四年秋，心情极不愉快，对这次办学“深有所悔，归来之后，乃为三年不出之计。于各方约聘，概辞不赴，不论什么事也不担任”。自动将曲阜大学筹备处取销。这时，张难先又写信慰问，信中说：“昔君高兴，尝劝君不必高兴。今君怄气，吾又劝君不必怄气，明日即来一谈。”于是复交，又成好朋友。

　　一九二一年，张难先认识了林宰平先生，两人成为挚友。林宰平先生是著名哲学家、佛学家、书法家、国学大师。梁漱溟说：“林先生这个人，人品最高了。他好像是人不大留意，好像不大出名似的，其实呢，他最为梁启超所佩服。（梁启超）临死，把自己的一大箱著作，手稿，有写完的，有没有写完的，有诗，有文，有论政治的，有论学术的，一大箱，嘱咐自己的儿女交给林先生，要林先生审定，哪个要的，哪个不必要的，殁后出我的文集都由林先生决定。林先生审定，最后出了《饮冰室合集》。林先生是这样一个人，洁身自好，他一生干净极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梁任公佩服他，敬重他。”他还说林宰平是他“衷心尊敬服膺的一位长者”“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

　　一九五零年，林宰平先生对共产党、新中国了解不多，出于对张难先的信任，给张难先去信咨询。张难先回复一封长信，详细谈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

　　当时，士林中和林宰平先生相同的人，来信求证共产党、新中国。其中，钱基博先生也来信。张难先同样回复一封长信，详细谈自己的认识。

　　钱基博以毕生精力治国学，安身立命于国学，熔铸生命于国学，对国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后世提供了丰硕而极有价值的国学成果，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著名儒家大师钱穆回忆说：“中学任教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基博。生平相交，也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基博”。

　　在张难先筹建武汉屈原纪念馆过程中，许多关于屈原的资料收集、甄别都有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