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徐拱禄与秋瑾

　　徐拱禄，名星环，字拱禄。光绪二年十一月廿五日（1877年1月9日）出身於永康金大塘一佃农“耕读之家”，家庭清贫。少年时读过私塾，10岁时父亲去世，辍学在家。15岁学徒，20岁四人合伙开了一个烟店。受戊戌变法影响，变法维新，救亡图强，在永康成立“大脚会”。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深刻认识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逐渐萌生反清和民主革命思想，因习武结识了大凯和尚，1903年参加了“百子会”，后为“九龙党”。隶属于沈荣卿名下的“龙华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春节前，徐拱禄在永康城内集市上，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宣杨民主革命，带头剪去自己的辫子。遭到清政府的报复，烧毁烟店，无法生计，背井离乡。

　　徐拱禄来到绍兴，投考大通学堂。成为第一批学员，参加了光复会。徐在大通学堂学文化、学军事，接受民主革命教育，正式投入反清革命活动洪流中。徐拱禄在普通班中年龄稍大，生活阅历长，处世稳重，会武功，再加上以前是九龙党、龙华会的成员，得到陶成章、徐锡麟的信任。在校期间就与他们一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策划起义以及给龙华会副会长周昌华送信等。大通学堂学员毕业之前，学校会单独找学员进行谈话，希望学员能自觉接受光复会的指示、领导以及调遣，必要的时候必须按照组织的要求集合。学员纷纷邀请志同道合的人拍照留影，并在照片的背面印上“但愿同日死”的誓言。毕业后徐拱禄受光复会指派与吕和音、徐用几个大通毕业生一起来到杭州，考入浙江弁目学堂，打入清军，在军中宣传革命，发展光复会员。大通学堂实际上，它即是一所为革命培养、聚集人才的学校，又是光复会在国内的“大本营”和领导中心。筹建浙江弁目学堂的蒋尊簋是光复会成员中参加同盟会第一人，正是他让这批经过民主革命思想教育的大通毕业生吸引进弁目学堂，日后好充当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实施革命，为浙江辛亥革命打下基础。

　　当时徐拱禄和楼其志是弁目学堂的光复会骨干，来时已详尽交代了任务，规定了联系办法。他们通过一套光复会联络暗语和暗号进行联络，诸如：以“销路畅”代表工作顺利，以“生意不好”代表“形势不利”，“你认识黄先生吗？”即是否为光复会成员；“何时认识？”即参加的年月；“何地认识？”即入会地点。回答问题时必须配上暗号，是伸出“小三指”（中、无、小指）置於右膝上，回答另一题时，必须头向左看看等等。还有秘写方法，先写一封正常的书信，然后在字里行间用氯化钴溶液秘写，液体干后什么也看不见，要看时，用新毛笔蘸清水在字时行间里涂沫一阵，即露出了红色的字。

　　1906年冬，陶成章、秋瑾为配合湖南刘道一等发动的萍浏醴起义，以大通学堂为据点，联络金华、诸暨、义乌等地的会党，积极准备响应。但联络尚未成熟，萍浏醴起义已告失败。秋瑾得悉后，悲愤万分，她不愿失信于会党，决心依靠会党的力量在浙江举事。

　　1907年正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秋瑾两次入浙东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广泛联络会党。1906年12月秋瑾离沪回浙时，即在杭州与新军及武备、弁目二学堂的革命党人联络，并通过他们发展了一批革命党人。“秋瑾离沪前蔡元培给她介绍了几所学堂的地址和联系人，并给她带了一封信，让她凭信找联络对象以取得帮助。在杭州秋瑾找到了光复会会员张任天。”张任天陪同她找住处。张任天知道住处既要方便，又要安全。他把秋瑾带到浙江抚台衙门附近车驾桥庆和堂客栈（现江城路400号）。这家客栈的门面很小，但走进去，却宽敞深幽。面前是个约四尺宽的狭小天井，踏上檐阶，有一条小弄，右边的房间就是秋瑾的住室，面积大点，窗户临天井，很明亮，安静而偏僻，来人晤谈，就在这里。小弄的左边一小间，是新会员填写志愿书、秋瑾和新会员谈话的地方。

　　徐拱禄和楼其志得到通知，来到小客栈，直见秋瑾头发梳成辫子，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绉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腰系玄青辫穗，脚穿黑色缎靴，一副清末青年男子的装扮。初见时，真以为是男士。当时光复会的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进秋瑾的房间后，他们轻轻地叫一声：秋先生！

　　秋：你们请座，将弁目学堂的情况谈一谈。

　　徐拱禄和楼其志先将弁目学堂发展会员总体情况讲了一下，后又逐个介绍可以发展会员的个人思想状态。最后一起商议确定可以发展成光复会员的名单，秋瑾要亲自面谈，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加入光复会，救国救民，是立身之本。秋瑾那坚定的眼神，亲切的声音，动人的说理，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因此，凡是和秋瑾谈过话的，都志愿入会。入会者都在左边那间小屋子里填写了一份志愿书。当时吸引的人数较多。后来有些人发生动摇，到最后巩固下来的有徐光国、 吴斌、吕和音、徐雄、柯制明、潘知耒、裘绍、周亚卫、邢复等。

　　张任天（1886-1995）原名家福，他是光复会员中最后离开世界的老人，张老活到109岁。他在东京先加入光复会，回国后又入同盟会。长期奔走在上海、杭州、台州一带做联络工作，直接协助陶成章、秋瑾、王文庆等光复会领导人工作，经历了浙江辛亥革命许多重大事件，“这位老革命就是一本历史书”。解放后张老在世时曾住杭州河坊街打铜巷（巷的中段），当时徐拱禄的大女儿徐肖丹也住清河坊，是前街后巷的老邻居，她称呼张叔叔，常到他家坐坐，张老与徐拱禄很熟，常谈起与徐拱禄在世时住事。

　　秋瑾多次到杭州，继续在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中发展革命党人，经她几次发展入光复会员主要有：夏超、黄凤之、张敢忱、朱瑞、吕公望、叶颂清、周凤歧、俞炜、徐光国、吴斌、徐雄、柯制明、潘知来、裘绍、周亚卫、邢复等。他们都是浙江辛亥革命的骨干，为杭州新军起义、光复杭州、光复浙江，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徐锡麟赴任前，邀请秋瑾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并约定分头活动，策划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义，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路攻取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各省要地”。

　　徐拱禄和吕公望都是永康城关人，又是亲戚，关系甚密，吕公望经常约徐到家密谈及了解光复会和大通学堂的情况。1907年初，徐锡麟以及随徐同去安庆的马宗汉、陈伯平两位同志耒到杭州。应秋瑾之邀，吕公望、徐拱禄、章九成（号舒文，永康人）三个同乡一起来到杭州南屏山下的白云庵为他们送行。在场的还有秋瑾、吕逢樵、沈荣卿（名乐山，永康人）、丁载生等，大家欢聚一堂，畅谈革命前程。

　　秋瑾就把在驻杭新军，三所军校中发展光复会会员十分顺利的好消息向大家叙述一遍，然后说：“我每个月都要来一次，一要再发展，二要召集全体会员聚会，像我们今天这样。 集会地点，每次换个地方。有时在将台山顶，有时去紫云峰巅，有时坐船到湖心。只有经常集会，统一大家的思想，团体才能巩固，才能有战斗力。”

　　秋瑾：“我建议吕公望想法插进浙江抚院卫队，从中运动抚院卫队和候潮门的洋枪队，我看你能行。”几个月后，吕公望真的运动进去了。在永康县誌《浙江光复纵谈》记载吕公望说：“叫我没法运动抚台衙门卫队和侯潮门洋枪队，以为响应。我遂答应到抚台衙门当卫兵，结纳上下，周旋左右，以通声气。故虽在抚台衙门当兵，因上下交好，不必站岗，有暇至白云庵报导消息。那时督练所办有弁目学堂，造就二十一镇干部，由蒋尊簋主办，我和里面学生徐星环，楼其志，时相往还。”

　　徐锡麟说：“秋侠有英雄之气魄，神圣之道德，故徐某以大通学堂相托，方始放心。今后你在浙，我在皖，我们分别加紧组建义军，再以光复军名义同时举事，举事日期再定。浙江光复军起事的时候。当先由金华会党带动，处州响应，直攻杭州，与杭州光复军里应外合。如果攻不下杭州，马上回军绍兴，再经江西到安庆与我的队伍会师。大通学堂是联络、训练、指挥光复军的总部，举足轻重。今后秋侠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锡麟远在安庆不能相助，望好自为之。”

　　最后大家请徐锡麟临别赠言。徐慷慨曰：“谈什么赠言，法国革命，历八十年之久，其间不知流过多少志士之血，始告成功。吾国革命方识，吾曹此行，为流血而去，诸君革之成功，必须相继奋斗，勿视流血，为惨剧，而畏怯不前，吾之勖诸君者止此。”徐锡麟这种大无畏，为了共和献身精神，这种浩然正气深深打动了每个在场人的心灵，油然升起无比庄严神圣的使命感。

　　《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我在辛亥革命之前》吕公望回忆：“徐去后，（作者注：约3月中旬）秋瑾在杭州结一秘密组织，参加者，余与朱瑞、 顾乃斌、蒋六山、刘三春、张恭、程士毅、龚未生、楼其志、徐拱禄、朱健哉、蒋僎、王子经等十余人，而尹锐志、维峻姊妹往来杭、沪通消息，任联络。”《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浙江辛亥革命光复记事”中张效巡回忆：“杭州革命事业由光复会策划之。初，光复会原由秋瑾主持，在杭州参加者，有吕公望、朱瑞--------（名单同上）。”以上人员名单我们看到是军界、学界、会党等各方面的主要骨干，应是杭州光复会组织领导者，他们正在积极策划和准备浙皖起义，是杭州光复内应的组织领导者。徐拱禄和楼其志是浙江弁目学堂的代表，他们参加了浙皖起义策划工作。